除了四小龍，還有日本這個領頭雁走在前面。因此，所謂的儒教圈繁榮論中，日本也位列其中。然而從儒教的滲透力來講，日本遠不及韓國。
在前章曾論述過，日本主要是吸取了儒教中關於教養的內容，因此從儒教的滲透程度來講，不能與韓國同日而語。儒教自傳入新加坡到現在已過了三四代。若干年前，新加坡政府曾號召過開展“重新審視儒教”的運動。
新加坡由於在吸收歐美思想時，導致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尤其是青少年行為*。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惡化，新加坡政府便採取了一定措施。這也說明了儒在新加坡的滲透較淺。
一隻領頭雁和四小龍，雖然同屬於“儒教”圈內，但是儒教在各地區？
110儒教三千年所佔的分量並不相同，因此各自受影響程度也不同，所以不能將儒教作為促進近代化的唯一關鍵因素，稱其為關鍵因素之一較為穩妥。
我去臺灣遊玩時，會見了*先生，談到了“儒教圈繁榮論”這一話題。*先生講道，四小龍的共同之處除受儒教影響之外，都有過殖民地的經歷。我對此表示贊成。在殖民地，異質文化會強制性進入，而不是兩種文化握手言和。並且異質文化粗暴闖入後，經過多年便會盤踞於此。雖然當地居民擁有本地文化，但同時也不得不接受另一種文化。
臺灣在被作為日本殖民地時，日本人在那裡保持著和在日本同樣的生活方式。而土著的臺灣人民卻不能繼續保持之前的生活方式，他們從上小學起就必須接受日本的教育。大部分臺灣兒童在上小學前不會講日語。臺灣人將小學稱為“公學校”，而住在臺灣的日本人稱“小學校”，他們使用自己的語言，接受教育。臺灣兒童在滿六歲後就不得不成為兩種語言的生活者（bilingual）。然而使用兩種語言的一個優點便是可以接受兩種文化。有人成為漂流在兩種文化間的不幸者，也有人發揮了這種長處。比如，在看待問題時，可以用雙重視點來觀察。無論如何，站在A和A'兩種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要比站在一個視點上能夠獲得更多的資訊，選擇性就越大，得出的判斷也更為正確。從經歷過複合文化的角度來看，四小龍中韓國和臺灣較為相似，香港和新加坡略有差異。韓國和臺灣的居民在本土有著較長的生活歷史，日本在入侵後施行了文化強制政策。香港和新加坡雖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但進入的是具有中國式生活方式的人。香港原本是經營漁業為主的小村落，從人數來看較少，所以文化衝突並不嚴重。
雖然“複合文化經驗圈繁榮論”不是唯一關鍵因素，但也不能因此便徹底推翻“儒教圈繁榮論”。儒教自從為體制收編後，其讚美論居多，近年來的繁榮論便是其一，但從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來看，也曾出現過反儒教？
第六章 儒與近代111111的論點。
明末思想家李贄（1527—1602），字卓吾，出生於福建晉江一戶*教信徒家中。李卓吾為科舉舉人，在雲南省姚安府知事手下做事，屬陽明學“左派”，後來剃髮並熱衷於佛教研究，曾北上進京，會見利瑪竇（Matteo Ricci，*教會神父，中國傳道之先祖，1552—1610）。
儒中的儒批判（2）
他主張由陽明學“良知學”發展而來的“童心說”。由於多餘的知識和舊習會歪曲人心，因此保持未受外界影響的孩童之心才是至高境界，並將此作為價值判斷標準。例如，漢司馬相如（前179？—前117）年輕時與一位名為卓文君的女子私奔。卓文君是成都大富豪之女，司馬相如是一介文學青年，且品行不端。私奔後，司馬相如沒有能力養活妻子，便在妻子孃家門前開了一家酒館。卓文君負責為客人結賬，司馬相如負責洗盤子。雖然卓文君與父親斷絕了父女關係，但是其父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