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你們再下去！”說完，我就挎著單位特意為我此行配備的膝上型電腦和數碼相機下了車。
車門口，記者們已經圍了一個圈子了，只留了一個缺口供旅客行走。我二話沒說就擋在了一個攝影記者面前，我也端起傢伙擺好了姿勢，這廝在後面便嚷嚷：“哎？哥們兒，讓開點兒！”我頭也沒回就扔了一句：“你不會換個地兒？”他沒來得及和我分辨，因為怪病女孩兒和母親已走下了火車。
也捧著鮮花前來迎接的公司人員，與怪病女孩母女一起，在鏡頭前露足了臉兒後，那個高個的留著披肩長髮的女人，便笑著向我走過了，她30多歲的年紀，嘴角下方像毛主席似的長顆痦子。“你是方舟吧？我是袁泉！”女人熱情地向我伸出了手。“你好，你好！”我忙把數碼相機交換到另一隻手上，也迎了上去。來之前我們透過電話的，她是公司的總經理助理，她那個公司是搞兒童商品開發銷售的，電話裡我就知道她是個性格很開朗的人。我臉上笑著，心裡卻想：先佔個便宜再說！“袁姐，我在北京就全權由你負責了！”握著手，我說。“好啊，呵呵，保管丟不了你！” 袁泉的笑聲很爽朗。
我和怪病女孩母女倆，還有公司的幾個人上了一輛麵包車，其他的記者都上了另一輛麵包車，我們的車做先鋒，就開拔了……車在建國門外大街上行駛著，我們的目的地是國貿附近的一家還算有檔次的賓館。怪病女孩母女看著車窗外，袁泉熱情地給她們講解著，我也看著車窗外，不知為什麼，雖然我來北京的次數不多，但我每次來都有一種回家的親近感。就像一個滿眼溫情的母親，張開雙臂盼著她在外漂泊的孩子歸來，而我終於回來了。
記得是九三年吧還九六年，反正有一次我在北京南站下了火車後，就坐上了一輛公交車。大熱的天，車上又擠得密不透風，可那個已滿臉汗水的乘務員大姐仍熱情不減，攙老攜幼耐心有加，每每報站也是一絲不苟，讓我突然間就有了一種見到家人的感覺。事隔幾年後，電視上宣傳全國先進，其中有一個公交戰線上的女模範李素麗，我怎麼看怎麼覺得面熟，想了整整一個上午才想起：她不是那個乘務員大姐嗎？
到了賓館，我鑽進早已為我定好的房間，反鎖了門，開始寫“怪病女孩抵京受到熱烈歡迎”的稿子。十幾分鍾前，袁泉告訴我們晚餐六點開始，並說：“你們先寫個澡，休息一會兒！”可那些記者就像蒼蠅似的，堵在怪病女孩母女倆的房間門口，問這問那地“嗡嗡”個沒完，我就避開了，可想想自己的身份，我便又笑了。幾百字的訊息稿很快就完成了，連同數碼圖片都發到了主任孫燕的郵箱裡。又在床上靜躺了一會兒，我抬手腕看了看錶，離吃飯還有半個鐘頭呢。“先衝個熱水澡吧！”我起身推開了衛生間的門。
我的熱水澡剛衝到一半的時候，我放在床上的手機響了，我就那樣光著身子去接了電話。是張小月打來的，問我到了嗎，住哪兒了，我就告訴了她具體位置，她要來接我，我說不用了，還是我自己趕過去吧，她就說：“那你先做地鐵到軍博，那兒有許多車到西客站的，到了西客站之後……”說了半截，她忽然想起了什麼：“對了，你不是公差嗎，可以報銷吧？”我說：“那當然！”她笑了，說：“那就甭費這勁了，你就直接打車來吧！”
我是昨天下午與張小月取得聯絡的，忽然想起省電視臺還有張小月一個“閨中密友”，我便撥了總機過去，該密友卻沒在，但要了她的電話，從她那兒又要了張小月的新手機號。我這位前女友接電話時的吃驚相可想而知：“你怎麼知道我電話的？” 我當時很得意：“當然了，你以為你能跑出我的手心呀？”張小月便解釋；“說什麼呢，我不是知道你的手機號嗎？有事我會打給你的！”她得知我要公出去北京，反應竟很冷淡，只說去了請我吃飯，半點喜悅都沒有，這讓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