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第二，明清兩代漕運都以河運為主。明初曾實行過短時期的海運，但在永樂十三年會通河開成之後，河運漕糧，相沿有明一代。清代漕運的發展過程，據史載：“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長運。”“逮至中葉，會通河塞，而膠萊故道又難猝復，借黃轉般諸法行之又不能無弊，於是宣宗採英和、陶澍，賀長齡諸臣議復海運，遴員集粟，由上海僱商轉船漕京師，民鹹稱便。河運自此遂廢”。
第三，明清兩代的漕糧總額，基本上都穩定在每年四百萬石。清代漕糧徵收的名目繁多，大體上與明代一樣，都分為正兌、改兌、白糧、改徵、折徵等五大類。“正兌”，指各省漕糧直接運輸到京倉者。據《清史稿》記載，正兌米原額為三百三十萬石，乾隆十八年實徵二百七十五萬石。“改兌”，指各省漕糧輸至通州倉者，原額七十萬石，乾隆十五年（1750）實徵五十萬石有奇。以上兩項，以徵米為主，但在河南、山東兩省，因當地所產，也徵小麥和黑豆。“白糧”，指徵收蘇州、松江、常州、太倉、嘉興、湖州等六府的糯米。原額二十一萬石，實徵不過十萬石有奇。“改徵”，指改變對某地徵收的種類和數額，但這種改變，全憑皇帝的特旨，沒有一定的成規。“折徵”，指原徵實物，但折成銀錢交納。“減徵”，係指某地受災，不能徵本色實物，而改徵折色，即銀兩。或者將離水次最遠縣份的漕糧，酌量減去，分撥其他縣份徵收。另有所謂“民折官辦”，指對民戶徵收銀錢，而由官府用其他辦法以實物交公。漕糧作為“天庾正供”，“不蠲不赦”，這是明清兩代漕糧的共同特點，也是漕糧與一般田賦的不同之處。
第四，糧戶除了完納漕糧正額之外，還必須承擔漕糧運輸過程中的全部費用，包括形形色色的加耗。
清代對漕糧的質量要求是乾圓潔淨。除了漕糧正項之外，還要交納隨漕正耗，作為京通各倉和沿途損耗的補償。按規定，正兌米一石，加耗二斗五升至四鬥不等，改兌米一石，加耗一斗七升至三鬥不等。凡是加耗的部分，通稱為“耗米”，由於隨著正米入倉，又叫“隨正耗米”。一般講，官定的加耗率，已經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但是，實際上加耗日增，江浙、兩湖有每石加耗至七斗六升的，比官定加耗率高出一倍。
第五，明清兩代漕運所暴露的弊端也是大體相同的。官吏的貪汙舞弊和政府的橫徵暴斂結合在一起，橫徵暴斂為貪汙舞弊提供了機會，貪汙舞弊又以不同形式加重了橫徵暴斂，因而從清初到清末，“民日蹙而國計日貧”。連擔任漕運總督多年的楊錫紱也不得不感嘆“錮弊難除”。
第六，在清代漕運中，運軍的問題顯得更加突出。運軍即運輸漕糧的軍丁，是漕運的主要依靠力量。這種運軍的情況比較複雜。
明代漕運，主要由各地衛所軍士承擔。清代取消衛所制，將軍士編為承擔漕運的運軍。康熙初年規定各省衛所額設運丁十名。康熙三十五年（1696）規定漕船出運，每船僉丁一名，餘九名以諳練駕馭之水手充之。後來又增僉本軍子弟一人為副軍。清政府對運軍的人身控制很嚴。運軍隸屬衛籍，遇五年一編審。雍正初年停編審之後，“惟有運漕軍丁四年一編審”。運軍屬各省糧道掌握，凡僉為運軍，必須親自押運，若以子弟代替，運軍及代運人都要發邊衛充軍。而且，運軍須有保結，所謂“一軍無保，不準僉軍，一軍有欠，眾軍同賠”。
運軍奔波於河上，風雨兼程，倍嘗勞苦，境況可想而知。王命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