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水北岸，坐鎮中軍的盧國公程咬金見到蓋牟城背後的沖天煙霧，果斷命令麾下兵卒冒著敵軍在對岸瘋狂拋射的箭矢強渡遼水。 此處遼水河道寬闊水流充沛，給強渡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右武衛兵卒乃是唐軍當中的精銳部隊，在程咬金統御之下訓練有素、戰力剽悍，任憑敵軍的箭矢飛蝗一般在河道之上亂竄，卻依舊有條不紊的構建浮橋。 蓋牟城的高句麗守軍不知身後這股敵人數量多少，不敢棄城而出阻撓唐軍強渡遼水，守將只能堅守不出，以少量兵卒前出至遼水沿岸以弓箭延緩唐軍之進度，一面趕緊派遣斥候探知身後這股唐軍之虛實，一面派人飛速前往懷遠鎮、白嚴城、玄菟城求援。 高句麗軍隊的箭矢無法對身著重甲的唐軍工兵造成太大傷害，又不敢棄城出擊，只能眼看著唐軍用了一個上午的功夫在遼水之上搭建起三座浮橋，一隊一隊陣容鼎盛殺氣騰騰的兵卒渡過遼水，進逼蓋牟城。 原本希望依託堅城能夠有效阻撓唐軍渡過遼水的戰略，在背後忽然出現一支唐軍腹背受敵之後，徹底宣告失敗。 而這個時候，大唐的使者甚至尚未抵達平壤城，向高句麗的寶藏王遞交國書，正式宣戰…… 事實上，對於“宣而後戰”亦或是“不宣而戰”，政事堂與軍機處曾有過一番爭論。 自古以降，但凡大國出征，都要堂堂正正，甚至雙方約好時間地點，公佈兵力多寡，然後公平公正的開戰。勝者固然不得得寸進尺虐殺敵軍兵士、趁機佔領敵國土地，敗者也應當投降撤軍，履行之前約定的一些列戰爭條件。 然而至春秋之時，王室崩頹諸侯當道，戰爭指令再非由王來頒佈，而是諸侯之間私自出兵，戰禍頻仍，為達勝利不擇手段。 所以“春秋無義戰”，孫武會說出“兵者，詭道也”這樣的話語。 從此之後，所謂的“宣而後戰”便逐漸消失在諸侯國之間的戰爭中，“兵不厭詐”成為戰爭方式的主流，影響深遠，但是在對外戰爭的時候，卻往往保持著“正義”之傳統。 中原王朝赫赫天威，乃是天下宗主，以上擊下、以眾凌寡，戰無不勝，豈能“不宣而戰”損害天朝威風，學那不義之行徑？ 說白了，就是為了維護天朝上國之威儀，戰爭之前先公佈戰爭的理由，歷數敵國之罪證，得到輿論上的支援，然後名正言順的將國書遞交至敵國，嚴厲譴責一番，然後調集軍隊開赴前線，在敵國準備充分的情況下，堂堂正正的將其擊敗。 至於是否會因此使得敵國獲得更多的準備時間，導致本國在戰爭當中付出更大的代價，這是不需要考慮的。 中華上國，禮儀之邦，就算是吃了虧導致更多的兵卒無辜喪生，只要維持住了顏面，些許損失又算得了什麼呢？ 反正也用不著滿口“孔孟之道”計程車大夫們提刀上陣，親自面對敵人的箭矢利刃…… 但是這一次，是李二陛下力排眾議，決定不宣而戰。 他的理由也很簡單，征伐高句麗不僅僅是為了完成他個人的宏圖霸業，更是為了帝國消除盤踞遼東的隱患。 誰都知道高句麗日漸強盛，從曹魏之時毋丘儉第一次東征高句麗開始，直至隋煬帝三次東征，都是為了剷除這個可能危及中原王朝統治的“惡鄰”，然而不知多少漢家兒郎埋骨遼東大地、血染白山黑水，卻始終未能將其徹底擊潰。 高句麗必須滅，這幾乎是隋唐兩代朝野上下的共識，對於中原王朝來說，征討不臣、覆滅敵國，這就是正義之戰。 既然戰爭的性質已經被定性，又何必在乎其中的手段？ 隋煬帝倒是調集舉國之兵，堂堂正正的遞交國書之後宣戰，可又有什麼用？戰爭的結果是失敗，那麼所謂的“正義”也就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同樣的道理，只要能夠擊潰高句麗，使得戰爭當中兵卒的損耗降低，“不宣而戰”又能如何？ 自古以來，可沒有任何一個番邦蠻夷侵入華夏之時，事先宣戰過…… 於是，便定下了毋須李二陛下御駕親征抵達遼東之後再行開戰，而是可以由平壤道行軍總管英國公李績坐鎮遼東，伺機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破高句麗遼水防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