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拋開歷史意義和文化禮儀的意義來說，鄭和下西洋可以說是一個白痴到無聊的行為。
同樣是船隊出海，尋訪海外國家。
人家西班牙和英國就是武力掠奪，大肆發展殖民地，讓自己賺的盆滿缽滿。
而咱們大明呢，則是運送著數額巨大的大明物品，走到一個地方就贈送一個地方，壓根兒沒想過要武力掠奪的事兒。
當然，這從另外一方面也彰顯了咱們大中華民族是善良的，愛好和平的，文明的種族。。。。。。
不過說實話，這樣的行徑跟現如今那些土大款賺了錢，走到夜場便胡亂給服務生髮小費，以彰顯炫耀自己的財力，似乎區別也不大。
永樂以後，隨著鄭和下西洋船隊的廣泛外交活動，海上貿易的範圍擴大到西亞及非洲東海岸，前來進貢通好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數十個，朝貢貿易達到了空前的規模。
由於只重政治而輕經濟，明初政府從朝貢貿易中所得經濟好處有限，而財政負擔卻不小。
貢使前來，不僅口岸及進京沿途的地方官府都要負責接待、護送，到京師後的接待及賞賜禮物也花費巨大。
尤其鄭和下西洋以後，隨著各國貢船及附舶商隊人數大量增加，明朝廷每年接待貢使的花費也不斷增大，且有應接不暇之感。
為減輕財政負擔，自永樂時起，大明便漸對朝貢的國家和地區實行認定資格，頒給“勘合”的制度。
“勘合制度”即發給允許來華朝貢的國家或地區特許憑證，沒有這種憑證的外國船隻不許入口。
到了明中期以後，大明更對貢期、貢船數目、隨船人數、進境路線及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限制性規定。
如日本，定例十年才能一貢，人數不能超過過三百，舟不能超過三艘。
大明這也做，海外諸國自然朝貢的熱情消退。
但是眾所皆知，中原的絲綢、瓷器、香料等物品一直在清朝以前都是很吸引外國人的。
那些海外國家只需要購入大明的絲綢、瓷器，運回自己國家轉手就能以十倍的高價賣出去。
鑑於這樣大的利潤，所以大明一直都存在著私下的海外貿易。
經過這麼多年，私下的海外貿易早已經執行成熟，在福建形成了一條完正的利益鏈條。
福建的官員們和當地富商相互勾結，控制整個私下的海外貿易。一些小的，外來的勢力如果想要分一杯羹。他們就指使倭寇去殺人奪財，而官員們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富商們把貿易所得的巨大利潤和官員們分攤，官員們得到銀子以後就往上頭打點，希望上頭不要把他們調離福建。
長此以往，福建的官員們在福建根基威固，勢力根深蒂固。朝廷若是調離一些福建官員，派新的官員去管理。
不出半月，必定福建會出大亂子。倭寇多多少少會聯合攻打一次福建。新的官員多半會被殺，然後朝廷迫不得已，只能又把調離的官員調回去，讓他們去穩定住局勢。
可以說嘉靖年輕，倭寇的勢力會發展那麼大，禍害寧波、福建、廣州沿岸那麼嚴重，其根本原因就在此處。
所以福建的官員說什麼也不會願意朝廷開放海外貿易，那等同於朝廷把原本屬於他們一些人吃的一鍋飯給端走了，然後分給了很多人吃。
江夏想了想以後，突然想起了一個人。
他立刻出了皇宮，到千門總壇找到了耿中秋。
江夏先寫了一封信，然後寫下一個名字遞給耿中秋，道：“耿叔，早點替我找到這個人的下落，然後把我這封信交給他。”
耿中秋接過那名字看了看，忍不住問道：“這是名字嗎？不是咱們中原人吧？”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