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舉揭發之。但轉念一想，他又怕了。去年皇上閱兵南海子，自己隨行，食宿不便，就曾寓居宋家莊林清大院。與亂黨教匪有染，這又是辨不明的關係！越想越亂，越亂越怕，裕豐索性做起了縮頭烏龜。倘若裕豐以親王的身份入朝相報，防患於未然，平亂豈不易如反掌！？輥？輰？訛
順天府尹某公，於九月十四日接到盧溝橋巡檢司報告，說祝現奉林清之命，已集合天理教教眾，暗攜兵器入京，定於次日闖宮舉事。林清亂黨，已經過盧溝橋進城。該府尹聞報，搖頭不信。朗朗乾坤，皓皓日月，京師金城湯池之固，誰人敢為蚍蜉撼樹之舉？荒唐！荒唐！莫信！莫信！敢冒昧聲張者，滾！由於這位京城地方官的翫忽職守，第二天果然發生了禁宮驚變。
上幾例，皆發生於事變前夕。而此前一年、即嘉慶十七年（1812）春，臺灣淡水同知兵備趙崇華一上任，即訪獲妖言惑眾的高媽達。捕而訊之，具供其黨劉林（即林清）、祝現等，將於明年秋在京師舉事。趙崇華筆錄供詞後，亟通詳請奏，並建議直隸順天府協查亂黨。？輥？輱？訛奏上，大吏們認為此訊息荒誕不經，聳人聽聞，故匿壓不報；僅依尋常傳佈邪教律判決了高媽達。設若“大吏”們有一絲警覺、一絲責任，早早謀之，豈有日後之亂？
問題很明顯：個體的怠玩，造成整體的垮塌；個體的脫鉤，造成整體的短路；大清皇朝的國家機器因為“人”的鏽蝕而出現全域性性失調、失控、失效。物質性的變異，起於精神性的病灶；家國危難，源於情性迷誤；政治家（如果有的話，多數頂著“政治家”冠冕的人實為“權力者”）戳了紕漏，需要哲學家把脈問疾。這真是忙人忙於事、閒人閒於話的風景。
嘉慶皇帝指出了“因循怠玩”的政治病症，還算他清醒。診病重要，開方更重要，可惜嘉慶皇帝只是說嘴郎中。
大清皇朝的病，日重一日。當那位頗有些尚武精神及武略風采的皇子綿寧，在他繼承大統，乾綱獨斷的時候，還能阻滯頹敗，實現中興嗎？
男性權力一“代”又一“代”（專制權力是用“代”計數運命的，而民主政治則用“屆”。）的血緣傳承，因為女性的介入，它的雄性遺傳因子以幾何級數逆減或稀釋。滿族的愛新覺羅氏家族，到底在何時、何地遺失了努爾哈赤的雄傑、皇太極的神勇、玄燁的剛毅、胤禎的嚴明瞭呢？
讓我們回到大清朝的道光時代，在世界格局的國際較量中看尚武精神的失落，看男兒氣概的消解，看有疆無防的疏漏，看大國無兵的敗局。當然，“鴉片戰爭”只是本書歷史反思的起點。即便延續到國名革新，國體變更的“中華民國”時代，作為“大國”的中國，仍然擺脫不了兵弱將懦，被動挨打的屈辱。拈出紫禁城兵變，僅僅是為了指證：國家防務的虛設，已經將戰亂引入天安門之內。亂入內廷，能不警乎！
有強權而無強兵。
有殘民術而無御辱策。
“富國強兵”流行為自大的粉飾性宣傳、或自慰性民族欺騙。
這諸多的隱疾，正是本書的焦慮所在。庶民的焦慮自古便被譏為杞人憂天。或許因為還模糊地記得天下興亡與匹夫之責的連帶關係，或許因為由“畫餅”不能充飢聯想到“紙上談兵”的誤人誤國，本書作者只冷靜地將本書的文化使命框定在“照照鏡子提個醒”的有限度量之內。國事，肉食者謀之；庶民百姓，蔬食動物，偶有啼鳴，大抵只顯現著黑夜將盡，黎明漸至，又一個日出而作就要開始。
［註釋］
①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② 《清朝野史大觀》卷三《嘉慶癸酉之變》，永璇《嘯亭雜錄》，蘭簃外史《靖逆記》互見。
③ 《羅癭公筆記選？教匪林清變紀》。
④ 《清朝野史大觀？強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