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車有毛病，怕影響第二天上班上學，於是只有求助於朱師傅。而朱師傅從來有求必應。即使自己沒空兒，也是先應下來，讓兒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腳踏車搬屋裡修，只能將電燈拉到外邊，凍手凍腳地修……
這不給幾元錢真是讓人過意不去。
但據我所知，他們是從來不收錢的。非塞錢給他們，反而會搞得他們非常窘。
我妻子的腳踏車，我兒子的腳踏車，他們也不知貪黑給修過多少次了。
我們也只能送些東西，變相地表示感謝。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過病，廠裡為此發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總之幾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願。證明人們對朱師傅和他的一家都是很友善的。也證明朱師傅和他的一家，給人們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原本僅容得下一張床的傳達室裡間，四口之家是顯然的，絕對的沒法兒同住的。但這世上在一些人看來是顯然的，絕對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們，往往也就不那麼顯然不那麼絕對了。正所謂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間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氣兒卻可以大一些。朱師傅撿了一張破木床，修修，將兩張木床摞起來了，成了雙層的床。又撿了一塊板，晚上臨睡前將下床接出一條。就這樣，顯然而又絕對解決不了的困難，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朱霞和母親每晚睡下床，睡得多麼擠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師傅自己，則每晚在廠裡到處找地方借宿。好在廠裡有些供值班人員睡的床，一般情況下他借宿不會遭到拒絕。
現在，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師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維持著。
但我從未見朱師傅愁眉苦臉過。
朱師傅另外還有沒有收入呢？
有是有的——四處撿些廢物賣。
他清除七個垃圾通道時，常將易拉罐兒，塑膠瓶眼細地挑出來攢著。我也常見他推了滿滿一車廢物送往什麼地方的廢品站。
朱師傅一家（2）
我曾聽有人說：“嘿，又發了，也許賣不少錢呢！”
我不相信現而今誰靠撿廢物賣會“發”。
倘真能，為什麼我們城裡人不也“發”一把呢？
一個易拉罐兒幾分錢，一斤廢報幾角錢，這我也是知道的。一車廢物賣不了多少錢的。明擺著的事兒。
朱師傅掙的是城裡人，尤其是北京人顯然的，絕對的不願掙的錢。也是顯然地絕對地在靠誠實的勞動掙錢。
故我常將能賣錢的廢物替朱師傅積攢了，親自送給他。
有次我問：“怎麼最近沒見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說：“去學電腦了！”
這一位中年的，安徽農村來的農民父親，就用自己賣廢品所得的錢，供他的兒子去學最現代的謀職技能。
現在朱凡已經在某郵局謀到了一份臨時的工作。儘管收入和他父親的收入一樣很低微，但畢竟的，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師傅見了我，吞吞吐吐地問：“你看，如果我想在車棚這一角用些膠板圍一處我睡覺的地方，廠裡會同意嗎？”
我說：“我不是早就建議你這樣做了嗎？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廠裡我替你說。”
廠裡的領導也很體恤他一家。
現在，朱師傅有了自己的棲身之處——就在門房的邊上，一米多寬，兩米多長，用膠板圍的一個箱子似的“房間”。睡在裡邊，夏天的悶熱，冬天的森冷，大約非一般城裡人所能忍受。
現在，這一家人已在北京——確切地說，在我們童影的門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師傅、“嫂子”和朱凡，都在為生活而掙錢。不管一份工作多麼髒，多麼累，收入多麼低微，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