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裡掐出一個毛毛蟲似的膿條，膿被擠出來後，我的手指就沒有那麼疼了。
聽說後來又有昆明的知青去那條河砍竹子，他們兩個人撐一個筏子。由於當時已是雨季，河水很大，水全是黃的濁的，筏子衝得特快，又常碰到岸邊的石頭。有一個坐後面的知青雙手扶著筏子兩邊掌握平衡，只覺得河邊的石頭蹭了他的手一下，可當他抬手一看，手指頭已經少了一個……
第一個在西雙版納喪生的同學
凌瑜是我同年級但不同班的同學。他的父母是右派，1958年就被遣送去勞改了，他是靠姐姐供他讀完高中的。凌瑜性格內向，平時總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體很壯，工作很刻苦。印象裡，白天他總是打著赤膊揮著鋤頭，那被太陽曬成棕色的肌肉豐滿的背影不時在山間顯現。晚上，他總是在蚊帳裡就著馬燈的光看書。我總覺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慘世界》裡冉·阿讓的影子。在那場政治運動中，他和我們大多數同學一樣，沒有“投靠”造反派，只是默默地但更堅韌地勞動、工作。
1969年中，他報名去了一個偏遠的新建生產隊。聽說每天他總是最後一個下山，還要扛一棵幹樹送到伙房當木柴；飯涼了就用開水泡一泡吃。平時，他總是默默地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5）
在1970年的3月15日，是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我從分場場部走10多里路到他所在的連隊辦事。一進他的屋子，見他上吐下瀉，吐的都是綠色的膽汁，已經病得很重了。當時，他的同班同學王惠民正在他們生產隊當衛生員，給他吃了藥，似乎穩定了一些，我們和隊裡的老工人們都說要抬他去醫院，但他堅決不肯。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凌瑜已經病得昏昏沉沉。我和王惠民還有一個老工人一起用擔架把凌瑜抬到了五分場衛生院，醫生一看，立刻派拖拉機把他送去小街的總場醫院。
兩天以後，凌瑜病逝了。死因是中毒性痢疾。那天，我們55個北京知青幾乎都聚集到前哨分場場部，圍在凌瑜的遺體旁。老工人把他安放在一個大的黑色棺材裡。女同學們圍坐在周圍，手裡不停地扎著白花。我已記不清，那一夜我們是怎麼過的，只記得第二天一早，全分場的男女老少幾乎都來了。開完追悼會，男同學們爭先恐後地把凌瑜的棺材扛上肩，向墓地走去。墓地在三隊的小山上，上山時，有同學把我換下來，我回頭一看，送葬的隊伍約有上千人，有的老工人、老大娘不時地在抹眼淚。
掩埋了凌瑜，舉行完儀式以後，已是中午時分。人們散去的時候，軍代表宋天明叫我們北京知青留下。他講了許多話，我只記得他說：“過去的事誰也不要再提了，誰提誰負責……”
時隔30多年了，我只能粗粗地把過去的事寫出來，已沒有什麼責任好負了。
“瘦是瘦，有肌肉，虛是虛，有幹筋兒”
1969年下半年，陸續從北京、上海和昆明來了大批知青。昆明的知青相對來說像他們的方言語調一樣，比較憨厚淳樸。北京來的知青“老初一”、“老初二”的比較多，還有小學“老六年級”（即1966年他們所上的年級）的。這些小孩特能侃，一來就跟我們吹：說他們的父母下“五七幹校”了，哥哥、姐姐都上山下鄉了，他們這些小孩便沒人管了，經常穿著一身藍色的中山裝或者是一身“軍綠”，騎著帶轉鈴的腳踏車，結幫打架，動刀子，或者去“拍婆子”，就是去搭訕女孩子。就像後來姜文拍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中表現的那種生活。上海知青個子比較高大，面板比較白淨，對生活很講究。在集體宿舍裡，他們往往可以各自用塑膠布隔出一個兩平方米的小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