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能放相了以後，我照相的癮頭更大了。有一次，學校組織去天安門廣場夾道歡迎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我們班在天安門前排好隊以後，帶隊的軍代表見我帶著照相機，就安排我站在最前排。我瞄好了距離，對好了光圈和速度，緊張地等待著。終於，迎賓的車隊來了，同學們都揮舞起了兩國的小國旗。有節奏地歡呼著：“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我怕旁邊同學的小旗擋了我的鏡頭，於是，我就稍微蹲下一些，從鏡頭裡瞄到天安門廣場中間的國旗正好在背景裡，在貴賓的車經過的瞬間按下了快門。只覺得，在那一瞬間，離我最近的周恩來總理還把手中的毛主席語錄向我揮動了一下。我拍了一張以後，就下意識地跟著車飛跑起來，想再接著拍。只聽得身後有人大吼一聲：“站住！”我嚇得立即停住了腳步。但手中還是不停地對著總理的背影又拍了兩張。第二天，我放出照片以後，拿給同學和僑委大院的小孩兒們看，大家都說我的照片比新華社記者拍得棒。有人還拿來當天的《人民日報》，把那頭版頭條的大照片和我的照片放在一起對比。
⒍ “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9）
後來，我還在“十一”國慶節的夜晚，在天安門廣場拍了放禮花的照片，也挺漂亮的。我自認為是個當攝影記者的料，沒想到12年以後，我還真的當上了國家通訊社的攝影記者。不過，我12年後的攝影觀念與當年已經大不一樣了。
大約在夏天，我莫名其妙就被大家推選當了班裡“復課鬧革命”的領導成員。其實，我只是幫著跑跑龍套。
我們組織過對原班主任的批判會。我們高三的同學已經20歲了，不會像低年級同學那樣動粗。雖然我們開會前還仔細準備了提綱，但是，會還是開得時斷時續。冷場時，有同學猛敲驚堂木，把大家都嚇了一跳。
有一個叫劉建南的同學，他是我們班上長得最帥的，高鼻樑、大眼睛、白面板，像個外國人。他的父母都是老教師。“###”前，他每次到我家，一進門，見我父親就是一個直角的大鞠躬，大聲叫：“伯父好！”然後又對著我母親一個大鞠躬，叫：“伯母好！”在大院裡，我們都管長輩叫叔叔阿姨的，我媽就說，“哎呀，這孩子真懂禮貌。”我們倆還一起練過雙槓、單槓和在沙坑裡練前空翻。有一次，我還被摔成了“椎間盤突出”，是我們班長侯紅軍找到一個醬油廠的工人免費幫我捏好的。劉建南有個絕招——吹口哨，蘇聯歌曲吹得特別好聽。他吹口哨時嘴不動，有一次我們上公共汽車，他吹起了口哨，車上的人都不知是從誰嘴裡發出來的聲音。看著大家東張西望地尋找聲源，他仍得意洋洋地吹。
可能是大家看劉建南比較自由化一點，還是他惹了什麼事，我也忘了，反正班裡開了一次“幫助”他的會。這天大家用課桌圍成一圈，劉建南坐在中間，說著說著他把椅子往後一靠，蹺起二郎腿，嘴裡蹦出一句：“×，咱們班沒有一個大傻B！”
批判會最後是怎麼結束的，我已經不記得了。但後來，當大家開始找工作了，同學們互相告別時，大家不無感觸地說：“還是劉建南說得對，咱們班沒有一個大傻B！”如今又過了40年，我更覺得世間沒有一個大傻B，就像世間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一樣。當然也有人不時犯傻，那往往是因為他們權力過剩、金錢過剩的過兒。
在地壇學拳練劍
雖然我媽是“摘帽右派”，我爸也因“右傾”被降職使用，而且他們翻案的大字報就堂堂正正地貼在僑委大院裡和王大人衚衕的牆上，但在“###”時不論哪一派的群眾都對我爸媽比較同情，沒人來抄我們家。也有可能是我家三個男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