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現象不分國別，西方國家也如此。只是在有效利用此種“對立”的意識和能力上，西方更富於政治經驗；而華夏對西方記者的謹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在資訊傳輸越來越發達、公眾維權意識越來越強烈的今天，壓制媒體報道和封鎖訊息顯然不是聰明的做法。沒有權力制約和輿論監督造成的基層政府的政治腐敗，蕭震甚至認為這是華夏社會保持最低限度公平的最大障礙，也因此成為華夏經濟繼續維持高速增長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
蕭震的廉政灶和禁再令被看做是他上臺後的第一把火。但他其實不想
吼；一久。新官上任三把火，這火從何燒起？新書記一上位一幕麼開啟局面？就要靠批評，靠輿論監督。這批評和監督的，都是前任的問題，和他沒有關係，當然毫無顧忌，而這些問題正是他建立政績的機會。還有。他還需要藉此機會整頓吏治，那些和他不能同心同德的，那些和前任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借問題的揭露，正好換人。
如果新來的書記在這個位置上幹上幾年，成為老書記之後，便不再讓人對他的工作指指點點，品頭論足了，因為這個時候每揭露出來一介，問題都和他有關。所以這個時候他需要的是大唱讚歌，要加大報道的力度，要對他的政績說足說透。所以老書記要穩定，搞新聞的戰戰兢兢；新書記要批評，搞新聞的更是戰戰兢兢。
讓批評不好，不讓批評也不好，都是人治的產物，都是讓新聞界為難的事情。只有當輿論監督得到法律的認可，依法進行監督，而不是新來的書記要批評的時候，這樣的監督才是真正的監督，這樣的批評才是真正的批評。
監督要等領導的指示，這是因為：
一是，沒有領導指示的時候不能監督。因為許多有問題的地方都是有背景的地方，沒有領導的指示，哪個動得了。二是，要在領導的具體指導下才能監督。監督是件很複雜的系統工程，經濟要發展，市場要繁榮，百姓要就業，你必須開綠燈；沒有領導指示的監督，就是為經濟發展製造障礙。
三是，有了領導的指示才知道怎鼻監督。監督不是按照法規監督，而是要按照領導的意見進行監督，這樣才能使監督有利於經濟發展；只有根據領導的指示，你才會從大局出發，把握監督的時機、監督的重點、監督的尺度，才不會出現負面效應。
四是，只有根據領導的指示進行監督，才不會濫用權力。要知道，我們監督部門的權力是黨給的，是人民給的，不是我們自己的。權力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可以推動經濟的發展，用得不好，就阻礙經濟的發展。
五是，只有領導指示了，我們才敢監督。不要以為監督是依法辦事，你依法辦事了，人家卻不依法理解你。不僅給你製造障礙，還反過來找你的毛病。
這就好比政論文章要在市級以上黨報黨刊發表，沒有一定職務，一般人是絕對發表不了的。政論的發表不在於文章的內容有多紮實，結構有多嚴緊，水平有多高，而關鍵在於作者的職務有多高。有些刊物，職務達不到一定的擋次，是一個字也不能發表的。問題不在於你文章的水平擋次不夠，而在於你沒有進入那個社會層次。發表文章在這個意義上更多的體現的是一種政治待遇，是對一個人社會政治待遇的確認。發表什麼文章，什麼人發表文章，什麼時候發表文章，在什麼刊物上發表文章，在什麼刊物的什麼位置發表文章，都是很有講究的。所以蕭震動輒在《理論動態》發表政治見解。就讓很多人對他頗為顧忌，因為他們雖然當時並不知道蕭震的背景，但蕭震能經常出現在《理論動態》上，這就是一種驚人的政治地位，”以及政治力量的表現。
情況是客觀的，如何反映情況卻是一門工夫。給誰反映、透過什麼渠道反映、反映到什麼程度，都是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