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絕非兒戲，就文化傳承上的功績來說，後唐長興三年公元噓年，馮道為印行經籍標準文字，經皇帝批准由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等人任詳勘官，李鵓、朱延熙等書寫依唐刻《開成石經》，並和經注合刊，開雕“九經”：《易》、《書》、《詩》、《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周禮》、《儀禮》和《禮記》，以端楷書寫，能匠刊刻。到了後周廣順三年公元愣年五月雕印完成，歷時刀年。
同時刻成的有唐代張參撰《五經文字》、玄度撰《九經字樣》等書。因刻書事業由國子監主持，故史稱“五代監本九經”創官刻書籍之始。當時流傳甚廣，影響深遠。對此，元王禎評為“因是天下書籍遂廣。”可惜印本後來失傳。
而大賢呢？
蕭震喝了一口茶，悠然道：“馮道此人，可謂是千古譭譽在一身啊看了看有些不解的李雲新，蕭客道：“古人云：“忠臣不事二主。華夏幾千年封建社會中，朝代更替週而復始，死節之士比比皆是，讚美之聲也不絕於耳。然而，透過這貌似令人蕩氣迴腸的忠義烈行，我們發現，其實為人臣者沒有絲毫獨立性，只不過是某個帝王的依附者，就像手之與臂、發之與膚，融為一體，不可分割。所謂的“忠，其實大多是“不得不忠”“不得不忠，自然只能是忠於著王，而不是忠於職守，所以，當官的總有一肚子揣測聖意的官場計謀，而最缺乏為民造福的職業操守。從這個意義上講，被後人唾罵了上千年的五代時的“長樂老
訓兇，倒是個不折不扣的蘇類臣子。在他身卜所體現出的吼址懷川就顯得頗有幾分難能可貴。”
“職業操守？”李雲新有些覺得好笑，那個年代，有什麼職業操守好談啊？
蕭震笑起來，並不介意李雲新的意外，而解釋道：“馮道一生在唐、晉、漢、週四朝為臣，侍奉了近十個皇帝，個居將相高個二十餘年，屢經喪君亡國。按照傳統的忠君倫理，他早就該盡臣子之節，或隨先帝殉節，或退隱老死，可他反而毫不在意，心安理得地接受著一個個新君遞過來的橄欖枝，甚至在晚年還洋洋自得地寫下《長樂老自序》，歷數其曾經服務過的君王、獲得過的各種官職榮譽，以及其家人妻子所得到的恩賜。因此，北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罵他是“無廉恥者”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稱他“乃奸臣之尤”即便到新華夏建立後，史學家范文瀾還把他看作是“五代腐朽官僚的典型”
李雲新聽了，更奇怪：“這有問題嗎？這人，，換了這麼多老大也就算了，老了還炫耀這介”不是無恥之尤是什麼？”
蕭客呵呵一笑，道：“你一個現代人，怎麼也一肚子忠君思想？如果我們跳出忠君思維的苑圃來看馮道，就會發現，上述諸般譴責實在是腐儒之見、不公之極。事實上，馮道無論是個人品行還是道德文章，乃至政績事功。都頗有可觀之處。史書上稱其“少純厚，好學善屬文”“惟以披誦吟諷為事”即便是“大雪擁戶，凝塵滿席”也能安然處之。馮道在家“丁父憂。時，趕上年景不好，便用自己的俸祿賑濟鄉里，自己卻住茅棚，地方官有所饋贈，他也一概不受。唐明宗時，馮道一改過去選拔人才只重門第的弊病，“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鎮之。遇到豐年。朝廷無事，馮道便勸告明宗“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甚至在那樣一個戰亂頻仍的年代，馮道還注意文化建設，和同僚一起雕版印刷了不少經書著作，流傳天下。晉少帝時，契丹攻入汴京，契丹主曾問馮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馮道說：“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史稱“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
當時，契丹擄掠了大批中土士女，馮道只要遇到，就出錢贖買，再設法幫助他們和家人團聚。可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