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不斷發展和創新，醫生不敢開展新業務，不能放開手腳去工作，那勢必影響醫學的發展。醫院要舉證倒置，醫生就要拿出更多的檢查結果來證明自己是正確的，這勢必也會加重患者的醫療費用。
每一個醫生在上大學時，“希波克拉底誓言”都是必修的，我相信絕大多數的醫生都有良好的醫德。我自己也無愧地把自己列在其中。那麼既然問心無愧，為什麼害怕病人記錄或錄音呢？因為我希望能在一個相對輕鬆的環境中去工作，和患者成為朋友，互相信任、互相諒解，共同戰勝病魔。
其實上面說的那位老人是很善良的，經常像長輩一樣關心我，他做記錄只是怕忘記什麼東西。但是現在社會上各種各樣的負面報道多了，使我們天天生活在惶恐中，我們在刀刃上艱難地行走，稍不留神就可能跌倒，弄得遍體鱗傷。
不知道我的困惑還要持續多長時間。我們要建立和諧社會、和諧醫院，單靠醫療機構的努力是不夠的，需要的是患者和醫療機構共同努力。
死亡真相（1）
上世紀80年代初，一個臘月三十的凌晨5點，我正在縣醫院婦產科值夜班，突然有人敲門，急促地喊道：“王大夫，王大夫，快起來！”我開門一看，見是醫院的總值班小吳，連忙問她有什麼事？她小聲地對我說：“你們昨天做的那個吸宮病人死啦！”我一聽，頭“嗡”地一下就炸了，忙問：“怎麼回事？她在哪兒？”小吳說：“人在旅館裡，咱們快去看看吧。”於是，我跟著小吳一溜小跑直奔病人的出事地點。路上，我仔細回憶著病人來醫院就診的經過……
臘月二十九下午，我同年輕的高大夫一起在門診接待了一名由丈夫陪同就診的病人，該病人25歲，停經近五十天，要求流產。經內診檢查，發現病人子宮明顯大於停經月份。我問她有沒有記錯月經時間？她說沒有。我問她是否噁心嘔吐？她說特別厲害。聽了病人的陳述，結合臨床檢查，我立刻考慮病人可能是葡萄胎。例行術前常規檢查後，由高大夫給病人進行吸宮手術，我在旁遞器械，協助高大夫，手術過程十分順利。當檢查吸出物時，果然發現了葡萄珠樣物。我當即告知病人懷的是葡萄胎，必須住院治療，還需做第二次清宮手術，並進行尿樣追蹤檢查。
由於已是臘月二十九，病人和她丈夫聽說需住院，便一口回絕，堅持要回家過年。經百般勸說無效，我們只得同意，並再三對他們強調，一週後務必來院複診。病人當時答應了，走前還說，現在時間已晚，趕不上回村裡的汽車，只能在附近找個便宜點的旅館湊合一晚，明天再回家。我們再三囑咐其丈夫要照顧好病人，講明注意事項，然後送走了他們。
回憶病人從就診到手術的整個經過，我沒有發現什麼問題，但眼下人命關天，心中難免忐忑不安。迎著塞外嚴冬刺骨的寒風，趕到病人住的旅館時，我已渾身是汗。病人住的是一間破舊的小平房，門外有幾個人正傻站在那裡，見我來了忙讓開路。我一進屋，見病人躺在髒兮兮的土炕上，上前一摸，呼吸心跳早已停止，棉被子上有大片嘔吐物，掀開棉被一看，病人下面紙墊上只有少許血跡，我考慮與手術關係不大，可畢竟病人死了，究竟是什麼原因，還是放心不下。
天亮後，這件事就在醫院內外傳開了。很多人竊竊私語，議論紛紛，這個說，醫院把病人給治死了，這還怎麼得了啊！那個說，要真是這樣的話，以後誰還敢到醫院看病啊！更有人添油加醋地說，這簡直是草菅人命，這樣的醫生就得判刑。一時間，滿城風雨，總之是把病人的死全部歸咎到了醫生身上。有的同事跑來問我，安慰我。我一五一十地給他們解釋，告訴他們病人的死不是手術造成的，可從他們看我的眼神我知道，他們對此將信將疑。我心想，我就是有再多的嘴也不可能逢人就講、見人就解釋啊，看來這黑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