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死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彷彿一個預言，告訴中國人，在他們生活的這塊古老的土地上，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還將經歷許多艱難曲折，要有許多優秀兒女獻出生命。宋教仁死了，把未竟的理想留給了後人。孫中山如此評價宋教仁：“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一貫主張責任內閣制，他說：“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提名他任內務總長，臨時參議院通不過，他改任法制院院長。有人為他抱不平，他則說：“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制，且主張政黨內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
他主張的責任內閣制，是由內閣代總統對國會負責，總統不負責任。總統的命令，不僅要閣員附署，還要由內閣起草。責任內閣則應該由完全的政黨組織，反對混合內閣、超然內閣。
他堅定地主張責任內閣制，也許是試圖透過這一制度性的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實際權力，排除舊官僚的影響。他自己沒能領導武昌起義，使黎元洪掌握了大權，他十分後悔。所以他極力勸黃興在南京另闢天地。他對不學無術的袁世凱更加鄙視，認為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來限制他的權力，使他無法脫離共和軌道。袁世凱已經高居於民國大總統的位子上，只有責任內閣制能夠約束他。袁世凱自己也明白這一點，於是把鼓吹責任內閣制的宋教仁，當成自己的死敵。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大一統集權專制傳統的社會，建立民主制度時，不得不在美國式的總統制和法國式的內閣制之間做出一種選擇。由於專制傳統根深蒂固，民主啟蒙不夠深入人心，如果採行總統制，任何人當上總統都有可能走向集權甚至獨裁。內閣制在制度安排上能對最高權力進行約束，宋教仁對此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以鮮血染紅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擊中宋教仁的子彈，是罪惡的專制制度發射的。這個湖南人因此而定格在三十二歲的美好年華，永遠年輕而光榮。
宋教仁二十來歲東渡日本，在那裡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統的憲政觀念。在同盟會中，唯有他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翻譯有關的著作。他在革命時代就極為注重建設。因此，有人說他是民國藍圖的主要設計者。
宋教仁本人在1906年所寫的日記中說，這一年他翻譯的著作就有《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俄國制度要覽》、《美國製度概要》、《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等十來種。對各國的政治制度、政權組織形式等，他都有比較全面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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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存亡，國運所關（4）
他在日本對景梅九說過：“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於破壞一途的太多，對於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麼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須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們，一齊幹起來。”
1911年春天，宋教仁從上海到香港，參與籌備黃花崗起義，起草文告、約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機關的設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報》記者徐血兒見過這些檔案，說他十年潛心建設事業，所有主張都寫在這三巨冊中。遺憾的是，這些檔案現已遺失，內容無從查考。
武昌起義後，他與黃興等人同赴武漢，起草了《鄂州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規定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同時規定了三權分立的基本結構。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他在法制院長任上，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