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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移居去的地方只有一家商店，一個鐵匠鋪，一座教堂和兩家酒館。在這裡伯頓花了許多時間談論政治，直起粗聲粗氣的嗓門大罵蓄奴制和奴隸主。他的聲譽隨之建立起來了，大家都知道他隨身帶著手槍，他發表的意見大家至少是沒有異議地接受了。有時候，尤其在星期六晚上，喝了一肚子威士忌回家，耳畔還響著他自己激昂的誇誇其談。然後，他重手重腳地推醒兒子。（這時孩子的媽已去世，還留下三個女兒，個個都有一對藍眼珠。）“我要你學會憎恨兩樁事，”他說，“不然我就狠狠地揍你一頓。那就是地獄和奴隸主。聽清我的話了嗎？”
“聽清了，”孩子回答，“我怎麼敢不聽清呢。讓我回到床上去睡覺吧。”
他絕不勸人改變宗教信仰，他不是傳教士。遇事他總帶上手槍，但除了有一回處理樁小事外都沒有產生過重大影響。他差不多把全部精力花在自己的親骨肉上。他對孩子們說：“讓別人統統不知不覺地墜入黑暗的地獄吧。但只要我有舉起手臂的力氣，就要把仁慈的上帝灌進你們四兄妹的頭腦。”這往往在星期日，這一天，孩子們都洗得乾乾淨淨，穿得整整齊齊，不是印花布便是藍色斜紋棉布衣服；父親則穿上絨面呢的禮服大衣，臀部口袋裡脹鼓鼓地彆著手槍；他穿的有褶紋的無領襯衫由大女兒在每個星期六漿洗，漿洗得同她過世的母親做的一樣，幾兄妹聚集在簡陋整潔的門廳裡，由伯頓展開那本一度燙金並用紋章裝飾過的書，用他們誰也聽不懂的西班牙語誦讀。他一直這樣做，直到他的兒子也離家逃走為止。
兒子名叫納撒尼爾，出走時才十四歲，一去就是十六個年頭，其間只託人捎回過兩次口信。捎第一次口信時他在科羅拉多州，第二次在舊墨西哥，但無論在哪裡他都隻字不提在幹什麼。“我離開時他還不錯，”捎信人說，這是第二個捎信者，時間是1863年，捎信人正在廚房裡用早餐，彬彬有禮地快吞快咽。三個姑娘，其中兩個大的幾乎已長成人，在一旁伺候他；她們穿著質地粗劣卻整齊清潔的衣服，手裡捧著還未盛完的菜，溫和地咧著嘴站在製作粗糙的桌邊；父親則正對著捎信人坐在桌子另一邊，頭支在獨臂上。另一條胳膊兩年前在堪薩斯戰鬥中喪失了，當時他是遊擊騎兵隊的一員。而今他的頭髮和鬍鬚都已花白，但他仍然生氣勃勃，彆著沉重的手槍。禮服在臀部翹得高高的。“他陷入了一點兒小小的麻煩，”帶信人說，“但我最後一次聽人說起他時還算不錯。”
“麻煩？”父親說。
“他殺死一個指控他偷了馬的墨西哥人，你知道那些西班牙人對白人的態度，即使他們不殺墨西哥人，”帶信人喝了一口咖啡。“但是我想他們也只好嚴厲一點兒，那個國家裡到處都是些新來的人——太謝謝你了，”他說，當大姑娘重新往他盤裡盛上幾塊玉米餅，“好——來一點兒，我夠得著這香甜的餅——大夥兒都說那哪兒是墨西哥人的馬，說那些墨西哥人從來養不起馬。但我想那些西班牙人只得嚴厲點兒，因為東部人已經給西部帶來了壞名聲。”
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