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不單是那麼簡單而以，上面仔仔細細的列明附加條件，比如：在國外逗留多長時間（要有兩個人往返的機票作證明），每隔多久通一次電話，另外還要求我為這次旅行提供抵押，房產外加銀行戶頭。我不知道那究竟是Lyle自己的意思，或者是他接受了律師的建議。拋開一本正經的法律術語不提，那些條款讓整件事情看起來跟小學生在桌子上畫三八線差不多，同時又多少顯得有點酷。我全部照辦，不管怎麼樣，我走定了。
本以為我們會在九月十七日再見，因為那一天是分居滿一年之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簽字離婚的日子。不過，十四號上午，我接到MacDenton的電話，跟我說，Lyle人在蘇黎世，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回來，他那方面的律師打電話來詢問，是照原來的計劃十七號簽字，還是等一等，直到他回來。我回答：“照原計劃。”
簽字的場面沒什麼特別，兩個人甚至都用不著見面。我在MacDenton律師行的會議室裡簽字，Lyle隔著一個大西洋和六個小時時差，所以，用的是傳真。
於是，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多，帶著Caresse在JFK機場登機的時候，我剛好過了二十七歲的生日，也剛好了結了我的婚姻。我們要坐差不多十四個小時飛機，在北京首都機場轉機，到達上海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晚上十點多了。這條路線跟我五年之前初到美國時走的剛好相反，那個時候是上海——北京——紐約，然後坐長途汽車到波士頓。走出國際到達口的時候，我甚至有點緊張，怕看到爸媽會哭，但事實是，隔了太久了，就不會再哭了。
我跟爸媽擁抱，把Caresse介紹給他們，這還是他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小朋友的真人。剛開始Caresse還是笑笑的，但無論如何都不讓外公外婆抱，碰一下也不可以。但他們總想抱她，她索性放聲大哭起來。幾次這樣下來，大人們也只好放棄了。
“這樣哭法，馬路上人家看到還以為是拐來的來。”我媽有點不高興。
第一夜，因為時差的關係， Caresse很是興奮，坐在床上玩了大半夜。快到兩點，才在我身邊睡了。我還是睡不著，在房間裡亂轉。我出國之後，爸媽搬過家了。我和Caresse睡的是留作客房用的一間屋子，完全陌生的房間。沒有衣櫥，沿牆一溜書櫥，擺得都是平常不太用到的書，只有那裡有一些我熟悉東西：我小時候的影集，上中學時同學間寄來送去的賀卡和信件，還有一紙盒舊玩具。裡面有一隻發條水晶球，我很小很小的時候是我外婆梳妝檯擺設，應該是她年輕時買的，裡面是一匹身披鮮花的白色旋轉木馬，搖一下晶瑩剔透的雪花揚起來，再很慢很慢的落下。原本只要上緊發條，還會演奏鮮花華爾茲，那個曲名用德語寫在底座下面，很久以前就被我弄壞了，只會發出嗒嗒的聲音。我看了它很久，不能相信自己曾經弄壞了這麼美的東西。
第二天我和Caresse還是日夜顛倒，昏頭昏腦的樣子，直到下午三點多午覺睡醒才又精神了。起來的時候，我爸在客廳接電話，拿著聽筒，含含糊糊的說：“沒有，工作忙吧，呵呵呵呵。”猜得到電話那頭是在問我有沒有帶老公回來。
等他電話掛掉，我說：“誰要是問起，就實話實說吧，又不犯法。”
爸爸點頭，媽媽說：“你奶奶高血壓，要氣死了。”
這是個大家族，表兄堂弟的數不清的親戚，往上數三代也只有一個嗜賭的堂房叔叔離過婚，而我曾經是這一輩兒裡最好的。我們正商量著要不要索性大大方方的把我的婚姻狀況講出來，結果卻是多餘的，尚在彼岸的Victoria已經免費替我宣傳過了。我不太清楚最早的版本是怎麼樣的，反正甲告訴乙，乙再說給丙聽，慢慢的也不知道原來是怎麼說得了。有個親戚很關切的看著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