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開山###。不過，他們又不同於自己的後輩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如聞一多、傅斯年）具有純粹的近代學人血統，他們是新學與舊學的混血兒，是傳統士大夫向近代知識分子蛻變的雛蛹。換而言之，他們既像前者那樣在幼時誦讀過“四書”“五經”，又同後者一樣有過漂洋過海留學域外的經歷。不惟如此，在他們的青少年時期，更有過一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洋學堂生涯。
胡適早年在上海曾先後就讀過“梅溪”和“澄衷”兩個學堂。清末這類學堂的最顯著特色是“不中不西，既中既西”。所設課程既有格致、理財、體操等新學，又儲存經學、詞章、修身等舊學，猶如一盆大雜拌。正是這種既非書院、又非學校，卻又似書院、又似學校的洋學堂生活，使胡適這一代知識分子終其一生刻下了某種過渡時期的印記。儘管他們以後在西洋經受了新學的系統訓練和全面洗禮，使他們所信奉的整個價值觀念系統都是地道西方的，然而，在他們的心理深層即心態結構中，卻依然彌留著傳統的深刻痕跡。因之，當不是需要他們誇誇其談，而是要付諸具體的實踐時，他們的行為模式、情感態度以及思維方法等卻又分明使人感到與其像一個近代知識分子，不如說更接近一個傳統士大夫。於是，他們的表層意識與深層心態，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之間發生了分裂，被時代撕成自相牴牾的兩半。
胡適：新觀念背後的舊魂靈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作為這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胡適的自我矛盾頗具典型意義。下面讓我們從胡適的多重形象——作為學者、社會活動家以及兒子、丈夫這幾個側面細細觀賞。
1917年胡適自美國學成歸國，上岸伊始，他決意做一個純粹的學者，發誓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在做學問的態度上，他也一反中國傳統的“為人生的學問”的經世致用精神，力倡西方學者“為學術而學術”的治學宗旨。當時，許多學者激於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皆以學術為救國的工具，借整理國故激烈抨擊傳統。胡適卻認為：“若以民族主義或任何主義來研究學術，則必有誇大或忌諱的弊病。我們整理國故，只是研究歷史而已，只是為學術而作功夫，所謂實事求是是也。從無發揚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他反覆強調：“做學問的人當看自己性之所近，揀選所要做的學問，揀定之後，當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然而，縱然胡適在理念層次上可以企及西方學者那種“為學問而學問”的境界，在心態層次上卻與絕大多數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樣，鐫刻著儒家實用理性的深刻印痕。他從骨子裡而言仍不失為一位儒生，正是他第一個堅守不住“為學問而學問”的初衷。他為故紙堆裡“有無數無數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所激憤，慨然宣佈自己整理國故的“目的與功用”就是為了“打鬼”、“捉妖”。他也忘卻了前不久自己剛剛勸人整理國故不必抱“有用無用”之成見，感慨萬千地說：“現在一班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去亂鑽，這是最可悲嘆的現狀。……這條故紙堆的路是死路。三百年前的第一流聰明才智消磨在這故紙堆裡，還沒有什麼好成績，我們應該換條路走走了。”
胡適：新觀念背後的舊魂靈（2）
這種在深層意識中根深蒂固的儒家經世致用心理，不僅與價值觀念系統中“為學問而學問”的治學宗旨發生了矛盾，而且也使“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人生意態改變了方向。不及二年，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