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能把這些曲子寫下來，錄製成唱片，偶爾聽一聽，也是一種享受。
當然，最重要的是能賺外國人的錢，可以把這些資金用在國內的慈善事業上，做慈善永遠缺錢，能賺一點就賺一點。
他這些日子捐出去不少錢，永珍書局還要半價銷售圖書，和商務印書館打價格戰。
加上五卅慘案的影響，電影公司停頓了兩個月，今年的拍片數量銳減，電影院關門歇業，同樣沒有收益，相比於去年的收入，不足一半。
不光是林子軒，上海的商人大抵如此。
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在那種群情激昂的情況下，這是身為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
在大罷工期間，為了讓沒有經濟來源的十幾萬工人維持生計，上海商人還要捐錢捐物，解決罷工工人的後顧之憂。
到了年底，五卅慘案的談判有了最新的進展。
1925年12月2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費信惇致書江蘇外事交涉員許元。
“各委員之判斷書，多數不歸咎於捕房，然老閘捕房總巡麥高雲、捕頭愛活生業已辭工部局職務。工部局為謀此案早日解決計，決定加以核准。惟對於該兩職員以往之勞績，表示感忱。工部局並欲對於五卅遭難者表示惋惜，奉上7萬5千元支票，以作被難家屬撫卹之費。”
殺人行兇者僅僅辭職了事，未被追究刑事責任，這讓上海社會各界極為不滿。
12月29日，北洋政府電令江蘇交涉員退還支票，表示不予承認這個結果。
至此，歷時半年之久的五卅案交涉以北洋政府的外交失敗而告終。
這是弱國無外交的最好例證。
尤其是上海談判破裂以後，北洋政府幾乎喪失了處理事件的話語權，如何了結案件成為了西方國家的內部事務。
林子軒讓永珍書局編撰1925年年鑑的時候，把重點放在五卅慘案上。
要詳細的記下每名遇難者的名字，把事件的經過和各方的反應都記錄下來。
這是這個國家的沉痛記憶，事情雖然過去，卻要永遠的銘記在歷史之中。
在年鑑的卷首語上，林子軒寫了四個字“覺醒之年”。
他認為“五四”是知識分子覺醒的一年，而“五卅”是中國民眾覺醒的一年。
不過，這次談判並非一敗塗地，也為中國人爭取到了不少權益。
比如公共租界交還會審公廨和工部局董事會增設華人董事的談判隨後相繼展開，開啟了中國人參與管理公共租界的先河。
法租界的公董局雖然設有華人董事，但以前華人董事不準參加董事會議，沒有發言權和建議權，只是一個聽話的執行者。
經過這件事，公董局允許華人董事參加董事會議。
這說明中國人在租界有了更大的話語權。
這和五卅慘案中中國人展現出來的覺醒和反抗意識有關，讓西方人認識到這裡畢竟是中國人的地方，需要傾聽中國人的聲音，否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未完待續。）
第三百零二章 家事國事天下事
1926年1月1日，林子軒在上海華界南市九畝地舉行了一場全國國語宣傳大會。
參與者大多是青年學生和教育界人士，還有不少的媒體記者。
說實話，在國語的推廣上南方和北方的態度並不相同，南方人較為排斥，畢竟國語是以北京方言為基礎形成的。
江浙一帶的人更習慣使用南方方言，也就是所說的吳儂軟語，又稱為江東話。
雖然報紙上進行了大篇幅的宣傳，但上海市民並不怎麼買賬。
好在這次大會只是做做樣子，重點還是接下來在學校裡的推廣普及，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