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姐，我看差不多就行了！大家都少說幾句吧。”
“周工，你放開他，我倒要看看這個窩囊廢想幹什麼！”
周工的表情僵硬起來：“再怎麼說他也是你原來的老公，你給他留點面子吧！”
李小姐把面前的可樂杯子往地上一摔，站了起來，一腳踢翻了身後的椅子，指著周工罵道：
“你說什麼？你再說一次？”
這一次連周工都一起閉了嘴，旁邊又有一名姓劉的司機站起來勸慰李小姐，她憤憤地離席而去，把好心的劉司機晾在一邊，好不尷尬。
這場景令我既好笑，又好奇，忙向身邊的林工發問：
“她和老許是一家子？”
林工立即打了一個眼色給我，輕輕地搖了搖頭，喝了一口水後，挨在我的耳邊悄聲說：
“他們原來是兩口子，後來離婚了。”
“那又是為什麼？”
林工看了我一眼，假裝沒聽到我後面一句話，招呼我吃新上的生魚片。我知道她是在示意我閉嘴，於是低頭吃菜，不發一言。
過一會，員工們開始紛紛向董事長敬酒。董事長是豪爽的人，來者不拒，幾杯酒喝過，臉開始紅了。這時李小姐不知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擋在董事長面前，一把搶過他手中的酒杯：“我替他喝。”
這時有的員工開始起鬨：“這酒要是李小姐喝，得雙倍。”
李小姐並不生氣，大大方方地喝了兩杯，把手中的杯子底部亮給對方看：“瞧，沒意見了吧？”
我驚訝極了，看看林工。她此時嘴角掛著一絲冷笑，斜著眼睛看著李小姐。其他同事的臉上也沒有表現出驚訝的樣子，都淡淡地笑著，露出一副準備看好戲的神情。
這時，坐在董事長身邊的吳經理識趣地站起身，對李小姐道：“你坐這吧。”
李小姐並不推辭，徑直坐在了吳總讓出來的座位上，直接挽住了董事長的胳膊。我偷偷地看了許經理一眼，此時他臉色蒼白，不發一言。他很值得可憐，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無法同情他。
聚餐過後，我毫無留戀地離開了這家公司，買了一張去北京的硬臥車票。
“飛機，飛機飛到北京！”這是我兒時常唱的童謠。那時候，北京在我的心目中是神聖和偉大的。
五歲的時候父親向我許諾：等你上學了，就帶你去北京！可這個諾言他從來沒有實現過，除了我不爭氣的成績令他找不到任何帶我外出旅遊的理由以外，清貧的家庭環境也是父親失信的原因。
只有一次，在我上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全家人回濟南的老家過年，從資陽上車，到北京轉車。因為列車晚點，坐當天的火車去往濟南已成泡影，所以一家人無奈地要在北京居住一晚。我們跟著一位自稱是××招待所的介紹人來到了一家破破爛爛的紅磚樓，住進了一家骯髒的招待所，睡大通鋪。夜裡，除聽鼾聲一片之外，還要聞著旁邊的大胖女人的臭腳丫子味和滿屋洋溢的大蔥蒜的味道入睡。那時我和妹妹年紀尚小，不覺臭，倒是感到好笑，於上吃吃地笑開了，惹得對面大床上的一位大叔憤怒地大叫：
“這是誰的孩子，大半夜地不睡覺，發什麼神經啊。”
結果是我和妹妹的屁股上一人捱了一下爸爸的拖鞋了事。
第二天我們起了大早，往天安門方向奔去。一路輾轉，換了好幾趟車，在寒冬臘月裡被擠得熱汗淋漓。等到了地方，父親大喊糟糕。原來趕火車的時間快到了，於是一家人只能在大街上遠遠地看了一眼天安門和毛主席紀念堂，大概只能夠記得它們的方位在哪裡。
這就是我對北京的全部印象！
一九九九年的八月，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比起當年兜子裡裝著三百元獨闖深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