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北大荒，先後在上海、北京、瑞士受教育。擁有互不相同的反差很大的政治學博士、新聞學碩士、管理學碩士、文學學士身份，最新的頭銜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副教授。1995年，30歲的《三聯生活週刊》經濟部記者胡泳在清華大學朋友的辦公室第一次上網，上的是教育網上的水木清華論壇，中國高校中第一個BBS。當時胡泳印象最深的一個帖是一個學生放假回家看到了農村的種種不公正現象，跟來很多回帖。胡泳震驚：這麼個空間裡，南到臺灣，北到哈爾濱的人們，一天24小時一起討論嚴肅或不嚴肅的問題。胡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當時的頓悟：“網路消除了工業化時代的兩個標誌，鐵路與鐘錶”——也就是空間與時間。
胡泳後來說服《三聯生活週刊》的主編朱偉在1996年2月做了一期長達一萬字的網際網路報道，這是可靠的關於網際網路最早最深入的一組報道。後來胡泳在這個基礎上搜集資料，寫一本關於網際網路的書，這本書後來於1997年出版，叫《網路為王》，賣的很好。
數字論壇的另一位成員姜奇平將《數字化生存》在某種意義上比為嚴復譯的《天演論》，《天演論》作者赫胥黎，在西方並不是一個進化論的頂級人物，而只是一個闡釋者。但因為嚴復的引進，《天演論》在中國產生了遠比在西方大得多的影響。《數字化生存》也是這樣，一本在美國的暢銷書在中國卻起了引爆數字革命的啟蒙作用。
胡泳在翻譯《數字化生存》時，直覺地感覺這將是中國人又一次企圖追趕外國洋槍洋炮的焦慮之旅。《數字化生存》原來的英文書名直譯是《走向數字化》或《生存在數字化之中》，在臺灣被翻成《數位革命》，而胡泳堅持譯為《數字化生存》，暗含與中國人的危機感接軌，沒有數字化，甚至不能生存的意思。
這本書，最開始胡泳和海南社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書的裝幀是黑白兩色，非常簡潔、醒目，書的封面上打上這本書的最著名的一句話：計算不再與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 這些日後都成為出版業界的規範。當然是這本書流行之後的事情。
儘管做了很多的努力，儘管尼葛洛龐帝有很好的聲望，儘管這本書在美國賣的很好，儘管胡泳翻譯的很到位，儘管海南社是當時中國最具創新意識的出版社，儘管封面在很明顯的位置標註著《紐約時報》排行榜暢銷書的字樣，但《數字化生存》這本書一開始的市場表現卻不好，這與當時中國的網際網路還只停留在大學和技術愛好者圈子有關，這個圈子的購買力雖然很強，但數量還是偏小。這本書要賣好，必須造勢，必須讓讀者意識到這本書和大眾的距離其實不遠。
尼葛洛龐帝來了（2）
海南社當時負責《數字化生存》一書的專案策劃叫藍峰，這是個頭腦靈活、思維敏捷的圖書策劃人，他想來想去，想到去找國務院資訊辦的高紅冰。因為這本書是講數字化的，藍峰認為數字化是資訊化的內容，於是想把這本書透過政府機構進行推廣。藍峰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一折騰，不僅成就了《數字化生存》這樣一本暢銷書，更推動了一個產業在中國的落地生根。
高紅冰雲南人，在北京上的大學，1988年大學畢業後先是分到北京電子工業部下屬的工廠工作，1991年，高紅冰幸運的調到了電子工業部辦公廳做戰略研究。1995年資訊化領導小組和辦公室成立，高紅冰義無反顧申請要到資訊辦工作，資訊辦的最高負責人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鄒家華，高紅冰是這個辦公室的第三個員工。
高紅冰看完《數字化生存》後覺得很有價值，值得推薦，就去找美國資訊產業辦駐華辦事處的蘇維洲，問有沒有途徑找到尼葛洛龐帝；蘇維洲告訴高紅冰，有辦法啊，尼葛洛龐帝有一個學生張朝陽就在北京，你們可以找張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