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授予官職。要做官還需要到吏部參加銓選，經過身（體貌）、言（言辭）、書（書法）、判（判決書）四項銓試，再結合各項規定才能授官。唐高宗以後每年獲得做官資格及入流的人數大大超過委派的官職，因此，如果沒有一定的背景和門路，新及第的進士、明經在參加銓選時很難獲得一個官職。唐代著名的文學家韓愈在《上宰相書》中就談到“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就是說自己參加了四次科舉考試才考中進士，而到了吏部參加了三次銓選，還沒有獲得一個官職。
第八章：未來四十年（9）
唐以後，歷代的王朝雖然對科舉的內容和標準作了一個些調整，但科舉取士的形式卻一直延續了一千多年，直到1905年清朝滅亡前夕才予以廢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人才選撥方面進行過很多種嘗試。建國初期，政府管理層和工作人員很大一部分來自部隊轉業人員；再後來，有相當一批勞動模範走上各級領導崗位。
進入八十年代後，隨著高考的恢復，大學畢業生開始大規模進入各級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隨著各級政府機構人員的精減和大學大規模的擴招。高考已經由過去的選撥人才功能演變為一種“資格考試”。大學畢業證書只能成為進入各種管理機構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大學生也由過去的“天之驕子”變為只是擁有某種必備素質的公民和勞動者。
未來四十年，中國的人才選撥機制面臨轉折和挑戰：
一是由過去的任命變為更多的公開選撥和競聘，今後國家機關和企事業選才不但要公開，而且應擴大範圍，不應僅侷限於國家機關的現職人員。
二是由過去的勞模、技術骨幹、專家充任管理者的模式逐漸轉變為選用專門的管理人才充任各級領導崗位。
中國過去曾長期信奉“學而優則仕”，科舉制度消亡後，在道德泛化的年代又信奉“勞而優則仕”。（如*時期就有普通農民、紡織工人和技術能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現象）。今後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勞模政治”、“技術官僚”等過去選才的模式將逐步退位於專門的管理人員充任各級政府的工作崗位。
三、量才錄用、破格提拔應該也可能成為今後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用人制度改革的一個方向。在這一點上，古代漢武帝和唐太宗很值得今天組織、人事部門的同志學習。
漢武帝從即位開始就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並予以破格重用。當時向漢武帝自薦的人數以千計，其中很多人都受到了武帝的重用。武帝時期也成為漢朝人才最燦爛的時期，文有董仲舒、衛綰、汲黯、霍光，武有李廣、李陵、衛青、霍去病等。但武帝對各種人才都實行知人善任、量才錄用。如司馬相如只是擅長辭賦寫作，武帝主要讓他從事文學工作，東方朔喜歡幽默嘲諷，武帝只讓他進諫，卻始終沒讓他處理國家政務。
唐太宗也是求賢若渴、識人用人的典範。貞觀二年，唐太宗就對侍臣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詒。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
唐太宗執政後一方面先後罷去高祖時重用的宇文士及和裴寂等腐朽無能的宰相，同時積極發掘人才。他不僅自己注意發現賢才，還要求群臣舉賢。他曾多次批評尚書右僕射久無所舉。指出世必有才，用人如器。認為用人要各取所長，根據每個人的特長來加以重用，而不要求全責備。
由於太宗能充分認識到用人對致治的關鍵作用，積極地發現人才，認真的考察人才，不拘一格的提拔人才，很快就把一批當時最優秀的人才安排到各個重要的崗位上，對他們大膽的加以使用，放手讓他們工作。這些人也各盡所能，從各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