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的個人軼聞呀；或乾脆就是：比較早地欣賞到一盤
地下流傳的歌曲磁帶呀，……等等。他自以為擁有了這些，就可以做我們的思想先驅，可以
高超於我們之上。我不否認那個時代裡，地下渠道是我們賴以學長見識的重要手段，但這隻
能是暫時的、輔助性的、有缺陷的方式方法。不，事情的本原不應該是這樣子的，一個人的
想象力怎麼可以這樣被左右？大而化之，一個民族的想象力怎麼可以這樣被鉗制？有一次在
十分激憤的狀態下，我對妻說：“你不要跟我提XX，也不要提XXX，即使我和他們最要好的
時候，我也從來沒有看到他們有一丁點思想上的光輝！那些為出去而出去的人，從來都不是
中國的精英，從來不是！”我大概說這話的時候很兇狠，妻非常痛恨我的有失風度。因為她
瞭解我，我從大學出來的時候，比一般同學多經歷了一些磨難（說老實話：有一些待遇不是
很講道理的。），也曾經愁眉苦臉，悲觀失望中也萌生過逃遁的願望，我和許多青年人一樣
是美國價值觀的鼓吹者和衛退士。但我絕對是用一種，總體的眼光來看待這件事情的。一句
話，我在真實地摸索，這是一種帶有痛苦色彩的摸索，可以上溯到主人，和近代的粱啟超
們。——但事後我要反省自己。我何嘗又逃脫得掉這樣一個層次：即嫉世式的憤憤不平？
懊，美國應該接納我，我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我有想象力，我對未來有一種均衡的、平和的
風度……這就一下子回到我的題目上了。
奴隸有兩種，一種是總在歡天喜地的奴茶，一種是願意承擔更大責任而甘心痛苦下去的
奴隸，直白了說吧，憂國憂民的奴隸。我最近經常說：人很容易變成自己不喜歡的那種人。
而且變成了以後。他還動輒知欺：“我變化的過程和那種人不一樣。我有很多的值得人
們灑淚的故事。”屁話，你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人十年代歷史翻案風正盛的時候，我讀過
汪精衛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於他的悲痛之中，我覺得這個人的情懷要以跟寫《報任安書》
的司馬遷相比肩。一時間，我發表了一種奇談怪論：其實汪氏是一個很痛苦的愛國者。他有
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慶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個人數十年革命奮鬥歷史於不顧！我這
種小人物的心理左右我對汪氏的再評價達數年之久，看看這個人吧：李爾王式的，目睹“沉
毒河山”，抒發幽州情懷，多麼教人感動！上古競於道德，中世競於智謀，當今競於氣力。
其實細想一下：漢奸們何嘗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謀、氣力諸方面都很優秀的中國人組成的？
他們投向敵營，何嘗又不是中國幹部力量的損失？政治的、軍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
新聞業的、實業界的、金融業的經濟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國”的旗幟之下，抱著“舉大事
者須任勞任怨”的信念，從事著為異族人所左右的勾當。——我不過想說明，禍國秧民的事
件往往是各行各業的高超人物幹出來的，他們不一定道德敗壞，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無為
者有意志力和犧牲精神；有節操，守紀律，有令人熱血沸騰的信念，有甘願孤獨成為寂寞聖
賢的情懷。但我們不可能不以史學的眼光看待另一種東西，即社會的、經濟的、文化上的嚴
重事實，和造成民族前進滯遲的罪惡。
前面我已講過：對環境的怨恨以及功利主義使我們以勢利的心歡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