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再一次肯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產階級統治遭到破壞，具有偉大的世界意義”。
列寧收到他神交很久的中國的孫中山的賀電十分欣喜。1918年8月1日，列寧委託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覆信給孫中山，對孫中山的賀電錶示感謝，並向“中國革命的領袖”孫中山致敬，信中熱切的表示：“當各帝國主義從東、西、南、北伸出貪婪的魔掌，想一手擊破俄國革命並剝奪俄國工農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獲得的東西的時候，當外國銀行家扶植的北京政府準備同這夥強盜勾結的時候——在這個艱辛的時刻，俄國勞動階級就向他們的中國兄弟呼籲，號召我們共同進行鬥爭，因為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勝利，如果我們遭受毀滅你們也要遭受毀滅。”
這封充滿革命情誼的覆信，無疑對在艱苦奮鬥之中的孫中山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早在十月革命剛剛取得勝利的時候，即1917年12月，蘇維埃政府就向全世界宣告廢除俄國沙皇與其他各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在外國的一切特權，以前所未有的嶄新外交姿態，表示了對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友好態度，後又於1918年2月特意向全世界公告廢除中俄不平等條約。時至8月，孫中山又收到列寧給他的覆信，此時在他心裡認定了“蘇俄是平等待我之民族”。
其實孫中山當時對新生的蘇俄政府的好感代表了近百年受盡西方列強凌辱的中國人民的政治取向。1918年3月，日本政府為反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和中國的段祺瑞政府互換《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公文，同年5月，在李大釗等人的影響下，北京大專院校學生二千餘人遊行示威，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這充分表達了善良而正直的中華民族對蘇維埃政權的同情和支援。
在極秘密的條件下，中國人民的革命領袖孫中山曾與列寧在函電中討論東方革命問題，他想派當時他身邊的親密助手廖仲愷、朱執信、李章達去蘇俄學習，為此曾特為他們請了俄語教師。
其實在當時嚮往去蘇俄的何止他們，後來成為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就曾以《民報》記者的身份冒著生命危險，經歷西北利亞的腥風血雨，克服重重危險到了俄國革命的心臟——彼得堡，他回國後寫出了著名的《赤都心史》，在中國大地上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於是，在中國北京辦起了許多“外國語補習學校”，所謂“外國語”者，實際上只有一種：俄語，中國大地上悄悄升起了“俄語熱”。
1918年8月30日，也就是列寧給孫中山覆信後不久，在心中重新燃起革命之火的孫中山通告海外中華革命黨人，他準備重訂黨章，整理黨務，以響應蘇俄的革命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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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與中國國民黨（1）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戰爭結束後，戰勝的協約國大肆宣傳“公理戰勝，強權失敗”。由於中國由段祺瑞主政的北洋政府於1917年宣佈參戰加入協約國集團，也成了戰勝國之一。
大戰結束後，為了討論戰後問題，1919年1月18日，協約國的27個國家，在法國巴黎的凡爾賽宮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也作為戰勝國之一派出專使團參加會議。
專使團的成員包括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利時公使魏宸組、南方軍政府代表王正廷。
這是中國第一次參與重大國際事務，這個專使團受到舉國一致的重視。
1915年，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負責簽字的就是這次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團的團長陸徵祥。
陸徵祥自幼學習外交，尤其擅長俄文，從1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