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場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國巡捕搜查”？是不是當時中共的活動特別引人注意？是不是有人洩漏了機密？都不是。只是因為共產國際派來協助建立中共的高階官員馬林早就落入了法租界情報機關的視線。
據最新發現的儲存在荷蘭外交部G類檔案中的一封密信（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蘭駐上海總領事信，第124號，1921年6月17日。G類156號，總號2349。）可知當時法租界情報機關對馬林在上海的秘密活動了如指掌。這封信向荷蘭駐上海總領事通報：斯內夫利特（馬林的原名）乘義大利客輪阿奎拉號於6月3日抵上海，住南京路東方飯店，化名安德烈森。此後是對馬林的活動的跟蹤通報：斯內夫利特於1921年6月14日離開南京路東方飯店，住進麥根路32號公寓。9月底他到威賽德路俄國人里亞贊諾夫家裡居住。在這個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0日。不僅如此，甚至連馬林在1922年6月由荷蘭以普通郵件寄往莫斯科的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秘密報告的副本也被荷蘭中央情報所截獲（此件放在荷蘭司法部檔案處）。
國際敵對勢力對國際共運和中共的仇視可以說是“源遠流長”。
“爪哇國”在中國近代語彙中常常用來指很遠很遠的地方。實際上它位於東南亞太平洋中的東印度群島，那裡曾經是歐洲小國荷蘭的殖民地。1913年，出生於荷蘭鹿特丹的鐵路工人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前往爪哇，從事民族解放運動。斯內夫利特當時是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他在爪哇建立了社會民主聯盟。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非常左傾，同情支援列寧領導的蘇俄革命，於1918年被爪哇當局驅逐出境。由於他的影響，爪哇社會民主聯盟於1920年建立了印尼共產黨。同年，他作為爪哇黨的代表被邀請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成員。
斯內夫利特對遠東的民族解放寄予了極大的熱情和希望，在大會上他慷慨陳詞：“莫斯科和彼得堡已成為東方人的新的麥加，而資產階級政府則全都企圖阻止共產黨的朝聖者到莫斯科和彼得堡來。我們應給東方革命者在蘇俄學習理論的機會，以使遠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有朝氣的成員。”
為此，他在1920年8月被列寧親自委派為共產國際駐中國正式代表。在他處理完奧地利維也納的一些工作後，於1921年4月啟程前往中國。
帝國主義國家都知道斯內夫利特是一個從事共產主義活動的革命黨人，所以對他的行蹤特別注意。斯內夫利特離開莫斯科來上海，途經維也納，向奧地利政府當局領取來中國的簽證時，竟被拘留六天，後來在朋友和律師的幫助下才獲釋。他被維也納警察局驅逐出境，並被吊銷了護照。奧地利政府還與斯內夫利特打算路過和要去的國家和地方聯絡，要這些國家和地方當局密切注意斯內夫利特的動向。當荷蘭爪哇當局得知斯內夫利特可能到上海時便立即通知荷蘭駐上海總領館，要他們監視斯內夫利特的行動。斯內夫利特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蘭駐滬總領事館的注意。帝國主義的租界當局從他一登上上海灘起，就對他進行嚴密的監視了。
由於斯內夫利特從事的是秘密活動，他使用過很多化名，如“馬林”、“馬丁”、“馬倫”、“斯列夫利特”、“孫鐸”、“倪恭卿”、“西蒙”、“菲力浦”、“布羅維爾”、“安得烈森”、“樂文松”等等，因而人們根本無法完全瞭解他在蘇俄和中國的全部活動，但他對中共建立期的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則已成為人們的共識。
一大代表險被一網打盡（1）
中共一大的籌備工作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李達、李漢俊兩人完成。7月中旬，設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的博文女校陸續住進了一批教師或學生模樣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