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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國學會”每年7月召開年會,與中共一大召開的時間大體一致。部分學者據此認為,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為要出席“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一大代表險被一網打盡(2)

第三種說法是當時身為北大教授的李大釗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結束,校務繁忙,不能抽身——當時,他正率領八校教職員工索薪團到北洋總統府交涉,屢屢遭阻。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骨幹成員羅章龍在《亢齋回憶錄——記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說:“1921年暑假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並不如事後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多在西城闢才衚衕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裡召開了一個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水罷教亙十個多月之久),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

中共一大會議的前幾天進行得很順利,然而到了7月30日晚事情發生了變化。代表們計劃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程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對會議討論的各項問題發表意見。會議還沒有開始,突然有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闖進會場,代表們問他找誰,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會場,然後說:“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說完就急忙走了。

當事人後來在各自的回憶錄中是這樣回憶那個密探的形象的:

包惠僧回憶那個密探“穿灰色竹布長褂”;

李達說是“不速之客”;

陳公博說是“面目可疑的人”;

張國燾說是“陌生人”;

劉仁靜說是“突然有一個人”;

陳潭秋說是“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

此外,再沒有更詳盡的記錄了。

那闖進會場的陌生中年漢子後來被證實正是時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長程子卿。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對自己一踏上上海灘即被監視是有所覺察的,特別是在中共一大召開期間,他更加警覺。程子卿的突然到來,引起了代表們的警惕,會議為此中斷,馬林見此情景即刻說:“這一定是偵探,馬上散會,會議改期改地點後再開。”按照馬林的佈置,出席會議的人員除李漢俊和陳公博外,立即離開了會場。十幾分鍾以後,法國巡捕包圍了會場,並進入室內搜查盤問,結果撲了一個空。李達後來回憶說:“當時真危險,假如沒有馬林的機警,我們就會被一網打盡。”

後來,陳公博在他1944年所寫的回憶文章《我與中國共產黨》中,非常詳盡地描述了這一事件。其中補充了一個重要的情節:

“密探什麼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裡的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而認為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密探們仔仔細細搜查李公館,陳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菸,竟把整整一聽長城牌四十八支菸卷全部吸光。

之後,“一大”代表不約而同轉移到了漁陽裡2號李達的住處。

周佛海建議去杭州西湖繼續開會,但李達的妻子王會悟說:“我在嘉興師範學校讀過書,嘉興有個南湖,離火車站很近,湖上有遊船可以租。從上海到嘉興,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條船,在船上開會,又安全又方便。遊南湖的人,比遊西湖的人少得多……”

經王會悟這麼一說,代表們都覺得是個好主意。考慮到馬林、尼科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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