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一五師之一個旅在平型關伏擊日軍板垣師團之一個後尾聯隊（即團），殲滅其大部，爭取了頭一仗的勝利。這是“七七”事變以來，日軍第一次遭受的打擊。在平型關勝利的鼓舞下，衛立煌〔62〕率四至五個軍，在忻口布防。
日軍打破平型關、雁門關後，繼續向太原前進，在忻口遇到國民黨軍相當堅決的抵抗。我一二九師之陳錫聯和謝富治團，乘黑夜襲入陽明堡機場，燒燬日機二十餘架，殲滅守敵約一個大隊（營）。此役給忻口衛立煌部以很大鼓舞。
此兩戰勝利，在華北人民群眾中起了抗日動員作用，八路軍在群眾中威望日高，參軍者益多。
恩來同志又約我陪同去保定見程潛〔63〕，轉回總部時道經忻口，忻口戰鬥還在堅持。他們只知死守，而不敢集中兵力出擊敵之薄弱點，更不敢向敵之側後突擊。抱著一條死教條：在敵側後不能脫離正面火力之掩護。我們經石家莊到太原時，恩來同志又令我去娘子關見黃紹竑〔64〕協。這一段我似乎是以八路軍代表名義到各處聯絡，做統戰工作。
關於軍分會指示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華北軍分會發了一個指示，這個指示是在八路軍一一五師擊潰日軍板垣師團一個旅的勝利影響下產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說成是華北抗日戰爭的堡壘，而實際上，太原在十月以後不久就失守了。顯然，軍分會的指示是盲目的，沒有充分估計到日本侵華各方面的準備（政治上、經濟上，尤其是軍事力量上），同時也過高估計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及其進步性。這樣就容易放鬆以我為主，自力更生，發動群眾組織游擊戰爭和做長期艱苦鬥爭的精神準備工作。
當時軍分會的同志，都沒有把敵後游擊戰爭提到戰略上來認識，對於毛澤東同志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以游擊戰為主，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認識也是模糊的。沒有真正認識到這是長期堅持敵後抗日戰爭的正確方針。我當時對於“運動戰”和“游擊戰”這兩個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如時而提“運動游擊戰”，又時而提“遊擊運動戰”。
十月八日的指示，只是根據看到的一些表面現象和從主觀願望寫的，所以它是一個脫離實際和經不起實踐考驗的指示，因而也是一個錯誤的指示。
在起草和發表這個指示時，我正隨周恩來同志去保定、石家莊等地做統戰工作，不在總部。我從衛立煌處回到八路軍總部時，才看到這個指示，也不知道是誰執筆的。但我看後，並沒有反對。雖然這個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這個指示有輕敵速勝觀點。我去保定前，與朱德、弼時、左權等數同志在一起閒談時：“日本皇軍不可戰勝”是神話。如果八路軍經常有二十萬，有蔣介石嫡系軍的裝備，再附加若干炮兵，國民黨軍依險防守，我軍機動作戰，靈活打擊敵人，把群眾發動起來參加抗日鬥爭，山西是難以打進來的。這是輕敵速勝的思想，對別人可能有影響。我是軍分會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責任的。
關於第二次王明路線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軍佔領太原後，八路軍總部從五臺山轉移到晉南洪洞縣馬牧村。十二月某日，中央來電要我回延安開會。到延安兩天，王明和康生飛到延安，當晚政治局即開會。在會上，王明講了話，毛主席講了話，項英講了新四軍改編經過，還有其他人也講了話。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他在解釋他的觀點時說，要樹立國共兩黨為基礎的明確觀點，共同擔負起統一政權，統一軍隊的義務；國共兩黨是平等的，誰想領導誰都是不可能的；各黨各派要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奮鬥，互相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