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學習政治經濟學,認為斯大林解決了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問題,但沒有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在這個問題上,是犯有錯誤的。毛主席解決了這個大問題,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這進一步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
以上是在廬山會議期間,七月十日前後和周小舟、張聞天談的大致內容。此時,黃克誠還未去廬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初期,我參加了西北小組。七月二日開幕以後,從七月三日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組會上共有七次發言(或插話)。這些都在會議時期中央辦公廳的簡報上陸續印發給到會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對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後,西北小組又將我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或插話)幾經校對,集中印發給到會同志。
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在我給主席寫信以前,並不是一言不發,而是在言詞中表露了對某些“左”的現象不滿,這才是事實。
從七月一日起,除參加會議外,就是坐在室內看中央部門有關財經的檔案、群眾來信、會議簡報。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國家計劃工作嚴重比例失調,毛主席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實際工作中去的看法。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內容。本決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時,警衛員說,主席剛睡。我就去西北小組參加會議去了。十三日晚飯後,就開始寫那封信(實際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將寫成的信,送給主席親收。十六日中央辦公廳印發出來了,我於十八日參加小組會時,我說明這封信只是寫給主席個人參考的,請求中央辦公廳收回我這封信。可是二十日前後,張聞天、周小舟還有其他人發了言,都說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黃克誠十八號晚或十九號晚才到廬山的。他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我未看到。毛主席於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黨性質的綱領,說在寫這封信之前,就有人發言支援,形成有唱有和,這不是反黨集團又是什麼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後,會議的空氣就變了,我的情緒也是緊張的。
為了表白我當時寫信的動機和願望,故在這裡再次把我對當時國內形勢及對當時一些具體問題的觀點說明一下(成績就不詳細談了)。
我對當時國內形勢的看法:我認為當時是處於大好形勢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在各地陸續組成。大躍進運動的廣泛掀起,和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與我國人民為迅速擺脫“一窮二白”的願望相適應的。這些總的大好形勢,給了我們在執行總路線、鞏固人民公社和持續大躍進方面,都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是不是在當時就沒有什麼問題呢?不是。而相對的在某些地區,或某些具體政策上,是存在著嚴重的缺點或錯誤的。在廬山會議時,我所寫的信,是起源於這些問題。
首先,我當時對計劃工作是有意見的。認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設專案過多過急,不少工廠返工和窩工,分散了資金,致使必成專案推遲,而形成了原材料緊張。一九五九年並沒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繼續擴大基本建設。在發展鋼鐵工業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業及材料工業的建設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