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很快就了無拘束地聊起來了。
“那時候《自由中國》已經停刊一年多了，我向殷海光談到兩點：第一，雷震搞###，以雷震對國民黨的瞭解，國民黨會動手抓人。一動手抓人，《自由中國》就完了。《自由中國》一完，就表示大家幾年來所爭取到的言論自由，會被國民黨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復到《自由中國》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運動對傳播思想而言，是一種連累，就像五四運動連累了新文化運動一樣。第二，《自由中國》所談的，是知識分子的、上層的、縱貫線上的臺灣，在知識分子以外、在上層以外、在縱貫線上以外，對鄉土臺灣、對苦難老百姓的生活，談得不夠。說到這裡，我舉我親自調查的‘軍中樂園’為例：一個妓女每天被迫接客50次，只分到一點點錢，這叫什麼‘人間天堂’？她們這樣悲慘的生活，什麼主義、什麼人統治她們，都一樣。如果能夠改善她們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國奴，我想她們也心甘情願。我親眼看到她們接客50次後老鴇們放鞭炮慶祝的景象，她們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階知識分子可曾知道？聽了我的話，殷海光為之動容，他承認他們太不瞭解鄉土臺灣，不瞭解苦難老百姓的生活。那時候，我的研究主題之一是《中國性史》，我拿出一些春宮畫給殷海光看，他說他從沒看過這種東西，為什麼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說：‘可能為了救她的母親，可能為了救她的女兒，可能為了救她的丈夫。但絕不是為了愛國才照這些照片。“國家”對不起這些苦難的人，這些人是寧肯做亡國奴的—只要她們能脫離悲慘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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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良師殷海光（3）
“碧潭之遊後，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誼，這時他在臺大已被剝奪了講學講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沒有了這種自由。1964年臺大學生陳宏正等邀我到法學院演講，我去的時候，學校派校警將演講場所的門鎖起來，校長錢思亮控制言論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學院請李聲庭演講《民主與自由》，講完後聽眾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幾句話，我們應聲而出，極受歡迎，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後來胡秋原寫信給錢思亮提出25個問題，要殷海光答覆，如不答覆，就視同‘不學無術，誤人子弟’，應該停止教書。錢思亮怕了，居然朝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這一期間，由於我的支援，使他渡過不少難關，我說動蕭孟能，高價支援《中國文化的展望》的寫作，不過在我同殷海光的交往中，我覺得我對他最大的幫助，不在幫他研究、幫他印書、幫他生活、幫他在《自由中國》被封殺、臺灣大學被停課後渡過許多難關。……我覺得我最大的幫助，是把他送入醫院，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長兩年之久。他死後，殷太太寫信給林悅恆、羅業宏，私下承認‘李敖救了殷老師一命’，即是指此。‘殷門叛徒’王曉波未叛前寫《悼念我的老師殷海光先生》中說：‘後來，殷先生由宏恩醫院轉往臺大醫院開刀，臺大醫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交費。宏恩醫院的費用是李敖付的，因為當時殷先生的學生中只有李敖有錢。’這段話最後一句說得不對，當時殷海光的學生中絕非‘只有李敖有錢’，最有錢的是陳鼓應。陳鼓應繼承了他父親留下的財產和落地的房產，沒分給他妹妹陳桃桃，一個人獨吃了，他是第一有錢的，可是一毛不拔。張灝、林毓生家境很好，又在美國多年，也都有錢，至少都比我有錢，只是他們光說漂亮的話，不做漂亮的事，這些偽君子、偽殷門弟子，我是最看不起的！”
李敖說：“在義助殷海光的時候，我當時已被官方完全封鎖，已經很難靠寫作出版維生。我的維生之業，其實是做舊電器買賣。那時候美軍顧問團在臺北，市面上品質好的冰箱冷氣等電器，臺灣不能生產，都靠顧問團用過的二手貨。我和李世君合作，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