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間找到平衡；眾多非洲國家由沿海遷都內陸，則是為了更好地開發腹地，同時確保首都安全。如今許多人熱衷於談論遷都，目的在於徹底擺脫北京人口過多、房價飆升、交通擁堵、環境汙染嚴重、各種資源依賴性強等痼疾，給首都“輕裝”。可是這種美好願望，是否真的可以透過遷都實現？
在古都西安，城區範圍記憶體在著周、漢、魏、唐幾代的長安都城舊址，另一座古都洛陽的土地下，更層層疊壓著九座各朝代都城遺址，這些古都的主人幾乎都是因為人口膨脹、房屋不足、水源匱乏等“首都病”，而動起遷都的念頭，在舊都城外面另建新都，或者乾脆搬家了事。可遷都是否達到了目的？如此眾多的廢棄都城遺址，已無聲地說明了一切。唐朝初年定都長安，重要原因之一，是看中了關中平原“陸海”的富饒資源，可以確保首都供應，可不到一百年光景，都城的物資供應已到了連大運河都無法保障的地步，逢到荒年，皇帝竟被迫帶著全城百姓去洛陽“就食”。
回到北京的問題上，為解決“首都病”，當初我們曾寄希望於城牆的拆除、一圈圈環線的開通、地鐵的延伸、老區的拆遷和新區的擴建，希望這些措施能給北京帶來更理想的交通、居住條件，等來的卻是車更堵、房更貴；如今我們也寄希望於部分工廠的外遷，南水北調等工程的進展，希望這些措施能給北京帶來更藍的天，讓北京的資源不至於匱乏，但人口膨脹所造成的生活汙染和熱排放增加，以及對水、能源、糧食和各種物資水漲船高的需求，誰能保證這些措施最終落實之日，不會被反作用力抵消於無形？即使把首都挪窩，誰又能保證，北京的今天，不會是那座新首都的明天？
我們看到，國外一些都城在搬遷中，頗有足資借鑑之處。如美國、巴西、巴基斯坦，當初的遷都，都不同程度有迴避“首都病”的考慮，在這點上和中國歷史上一些遷都並無大差別，但古洛陽、古長安往往很快重蹈覆轍，不得不再搬，而美國首都華盛頓建都207年，人口不過*萬；巴西首都巴西利亞建都47年，市區人口僅35萬，“首都病”問題並不突出。
箇中奧妙，在於這些國家把首都功能和角色定位的很明確：首都就是行政中心、立法中心，一切配置均以確保這些功能的正常運作為前提，至於工業、金融、商業、交通、學術中心等職能，則由其它城市分擔，如此則首都無需匯聚和吸引大量人口，也無需勞民傷財、調動全國資源“供養”，交通、住房、汙染等方面的壓力也自然不會如北京這般突出。
當然，也有一些國家的首都，如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同時扮演了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的多重使命，其功能的多樣性甚至超過北京。但這些巨型城市一來具備充當“多面手”的條件，如巴黎，每5個法國人就有一個住在這裡，鐵路、水運和航空網也以這裡為重心輻射發散；二來，它們也透過功能區劃分、基礎設施配套和大批功能健全完善的衛星城，實現了功能的合理配置，仍以巴黎為例，在發展程序中大巴黎幾次調整行政區劃，最終於1960年形成包括8個省、1281個城鎮，功能健全互補、交通和服務網路到位配套的龐大都市群。
與之相比，不論是“遷都派”還是“留都派”，都似乎缺乏一點底氣，我們的首都到底要走類似華盛頓的功能分離道路，還是類似巴黎的功能複合道路？顯然，不論是和前者還是後者相比，我們的差距都是相當明顯的，這絕非“遷都”或“不遷都”所能函蓋的。
不僅如此，由於戶籍、編制等限制人口資源再分配的制度尚在發揮作用，“天子腳下好辦事”的傳統仍根深蒂固，加上機構臃腫，“大政府，小社會”，即使在中國也搞“政經分離”，誰又能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