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涇波：追隨司徒雷登44年（3）
那時候，美國基督教會決定將幾所教會大學合併成燕京大學，司徒雷登被推舉為校長，1919年1月赴京上任。當時學校本部在城區的盔甲廠，校舍嚴重不足。司徒雷登親自騎毛驢或腳踏車四處勘察，看中了西郊一處寬敞的地方。那個園林已被陝西督軍陳樹藩買下，但司徒雷登親自前往西安遊說，陳樹藩終於被他的誠意感動，不僅以象徵性的4萬銀元低價出讓，還捐給燕大2萬銀元作獎學金。
為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學，父親那時候也常陪同司徒先生到處籌款。1923年，他們一起到東北拜訪張作霖，張作霖和張學良父子對他們都很友好。張學良後來還跟他們講了許多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後的細節——當時日本人派出了以林權助男爵為首的代表團來弔唁，追悼會後，日本人拿出當初被張作霖拒絕的那份檔案逼他簽字，張學良向司徒雷登描述，他怎樣緊閉雙眼以示拒絕，等著對方開槍等。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父親陪著司徒雷登拜訪過很多人：段祺瑞、孫傳芳、韓復榘以及宋哲元、馮玉祥等。他們不僅使這些官僚或軍閥為燕大捐了款，也與之建立了比較好的關係。那時中國的政局複雜多變，到了後來，他們也多少介入到政治生活中。蔣介石在南京就職不久，曾幾次請父親去執行秘密使命，其中包括說服少帥張學良擺脫日本人控制，承認國民黨南京政權。父親後來還數次受命去美國，拜訪了包括時任美國總統胡佛在內的很多政界要人。
1926年，燕京大學遷入新址——燕園。美國一對夫婦在湖邊（注：此湖後來被錢穆命名為“未名湖”）捐贈了一處住宅，指定為校長居住，但司徒先生並未把它當作自己的私宅，接待來賓、重要會議或者燕大青年教師的婚禮，都常在這裡舉行。著名的女作家冰心與吳文藻也是在這裡舉行的婚禮，證婚人就是司徒先生。冰心與司徒先生的關係很好，這幢房子很長時間裡並沒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為“臨湖軒”，後由胡適撰寫了匾額。
燕京大學是教會辦的大學，但司徒先生一直倡導一種自由、開放的教學氛圍。在他努力下，在20世紀30年代初，燕京大學已經發展成能與北大、清華鼎足而立的中國著名高等學府。原來的燕京大學校址現在已經變成了北京大學。前些日子我去北京，特地去臨湖軒看一看。我記得小時候，常常跟著父親到臨湖軒去玩。那時的司徒先生在我眼裡，高高大大，很溫和，從來沒有見他生過氣、發過怒。
司徒先生的太太愛琳跟隨他在中國生活了22年，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學新校園建成搬家的日子，她的靈柩就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學校園旁的燕大公墓裡。司徒先生晚年的一個遺願，便是能將骨灰埋到中國，再回燕園，也再回夫人身邊。
從校長到外交家
我是1934年出生的。“盧溝橋事變”那天，父親在外邊聽戲，聽說出事後趕緊讓人匆匆拉回家，在路上買到報紙的號外，才知道日本人已快打進城了。
“七七”事變後，北大、清華等許多大學已陸續南遷，但司徒雷登先生權衡再三，決定讓燕大繼續留在北京。為了保護學校免遭日寇騷擾，司徒雷登由原來的教務長重新擔任校長，並讓學校懸掛美國國旗。但“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宣佈對日作戰當天，日本憲兵便派兵將學校包圍，在日佔區堅持了4年之久的燕京大學被迫關閉。
傅涇波：追隨司徒雷登44年（4）
事發當天，司徒先生並不在校，他應天津校友會的邀請在一天前到達天津。1941年12月9日一早，正當他準備回校時，兩個日本憲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處將他逮捕，押送回北京。
最初，司徒雷登與近200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