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叫陳佈雷寫對張、楊訓詞時又說：&ldo;張漢卿年幼無知，犯上作亂，而楊虎城則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張天真，閱歷淺，由張出面。戴笠幾次報告：張漢卿是不主張殺我的，而楊虎城幾次要加害於我，是張漢卿派自己衛隊嚴密保護我的。張漢卿可以不殺，但是軍紀國法的尊嚴要維護。&rdo;
對於蔣介石被扣，陳佈雷是同情的；對於張、楊這種兵諫的行為，他開始也認為是犯上。但是當他了解內情之後，又感到張學良並無作亂的意思，也沒有&ldo;弒君&rdo;的企圖，特別是親自送蔣回來這一舉動，陳佈雷認為張學良態度磊落。可是現在要對張學良審判，他又感到不是滋味，他的書生氣又發作了。&ldo;政治啊，政治!&rdo;陳佈雷很煩惱，他感到這一切都像在做戲……
這一切都是陳佈雷的內心矛盾，而對蔣的忠誠與正統思想的統制，對整個西安事變態度是完全依附蔣介石的思想的，而且竭盡全力在輿論方面為蔣介石做足了文章。
陳佈雷在西安事變中大造輿論(1)
左舜生有一回憶說：&ldo;西安事變爆發，佈雷於國民黨臨時中常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後，過餘寓長談，對事變前途，表示充分憂慮，認討伐與轟炸為操之過急；對馮玉祥態度更不放心；並告餘曾力阻蔣夫人前往西安，已為所拒。餘乃根據種種事實與理由，告以決無危險；蓋張性衝動而顧慮甚多；張、楊臨時偶合，決難同惡相濟到底；中共在藉抗日以求生存，實無加害於蔣先生之必要；蔣夫人能使緊張狀態趨於緩和，有利無害；宋子文與張私人關係不惡，能毅然一行，必可迎刃而解。佈雷於餘說亦首肯，但餘視其出門時之面色，似仍疑
信參半也。事出非常，當時全國誰不焦慮?誰不悲憤?佈雷先生對領袖一片忠心，雖感憂慮，卻做了不少工作。如不同意《大公報》張季鸞先生運用某方的外交力量的主張。因為請求他國過問一國的內政是引狼入室，損害國家主權與獨立的事，而要他在報上擁護中央討伐立場，因此，《大公報》接連有四篇評論：12月14日《西安事變之善後》一文，提出三點：(一)須以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為寬容不咎之前提條件。(二)萬不得已最後之時，勿用戡亂手段，所有調解斡旋之力宜用無不盡。(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鎮定團結，維持大局；同時宜考求消弭內憂之方法。今日為中國民族政治能力之最重大試驗，切須避免西班牙之覆轍，勿令人人呼號救國而結果竟糜爛以自亡。16日評論：《再論西安事變》一文，再提出三點：(一)深望閻(錫山)副委員長以代表晉綏前方將士資格，迅速向西安方面竭誠勸告，以圖挽回。倘其有濟幸也；其必無濟，亦可使全國同胞，洞明真相。(按當時晉方態度不明)。(二)盼一般學術名流與全國純潔青年，對此危機，應有貢獻，應保持完整之中國，自力更生。(三)務應避免戰禍。在京陝籍人士應設法與西安通訊，邀同西安各界共同勸告張、楊，速復主帥的自由。末謂自12日起國家應付國際環境之地位，頓時減卻其主動的力量，充其推演之極，可招致亡國之禍而有餘。故吾人深望全國人士俱竭盡能力，共圖減輕及縮小此非常災禍之方法，而對上述三部分，尤望其速有所效之力也。第三篇為18日刊出的《給西安軍政界的公開信》，並經廣播與空投：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也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氣，醞釀著，鼓盪著，差不多一年多時間，才形成這種陰謀。現在千鈞一髮之時，要釜底抽薪，必須向東北軍在西安的將士們剴切勸說。我們在這裡謹以至誠，給他們說幾句話。
主動及附和此次事件的人們聽著!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現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