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正是這種“理”無所不在的籠罩，光緒帝去世時，大清朝境內的百姓平靜異常，沒有人為光緒的死流露過惋惜、悲傷的情緒，百姓們甚至有點欣喜，大家似乎也覺得他該死，死得其所。《國聞備乘》記載了當時北京百姓的反映：
當德宗晏駕時，遺詔未下，而民間已周知。是日，遍城無不剃髮，嫁娶者紛紛，竟夕鼓樂不絕。
當時朝廷群臣的態度是：
德宗安奉乾清宮，群臣哭臨三日，皆無戚容。維孫家鼎以東宮舊恩，伏地痛哭不起。
一個為了變法圖強卻被幽禁十年，命運悲慘的皇帝，在他死後，大清境內竟然只有孫家鼎一人為他流淚，這樣的大清如果強盛的話，那真的是天理不容了。
魯迅先生曾經大聲吶喊，希冀喊醒國人的麻木，但是麻木也應是道學的副作用之一，道學的餘毒未淨，民族心中的麻木就難以喊醒，從這個角度來說，光緒死得很沒有價值，因為他當時完全可以不變法的，慈禧說什麼就是什麼，跟著混日子就是，至於割地賠款，想來終光緒一生，大清的地也割不完，賠款也是老百姓掏腰包，大清再窮，也不至於窮到光緒沒飯吃，又何必那麼激動那麼迫切，和真正能決定自己榮辱的慈禧太后過不去呢！
第十七章 永遠的歷史（2）
但是這段歷史永遠無法重來了，光緒，皇帝中的熱血青年，他永遠的留在那段歷史中了，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因為那段歷史是不滅的，那段歷史也因為有了光緒曾經的憤怒、掙扎而不再暗黑一片。
二．光緒的悲劇對後人的啟示
啟示一，無權不能變法，權力是變法最有力的工具，沒有這個工具，任何變革都將阻力重重，難以達到目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夫子這句話是有道理的，光緒在連自己的地位都不穩固，事事時時受制於慈禧的情況下，就貿然開始大刀闊斧的變法，其推行的艱難是肯定的，其難以成功也是肯定的。
但是此時卻是變法的最好也是最後的時機了，因為皇權的威嚴還在，而變法，特別是由專制變立憲，必須依賴於皇權的威嚴神聖，才能讓臣民尊服憲法，和平過渡，沒有了這種威嚴的鎮服，憲法就失去了神聖性，往往流於形式，沒有人把它當回事。梁啟超說：
“蓋君主之為物，原賴歷史習俗上一種似魔非魔的觀念，以保其尊嚴。這種尊嚴，自能與無形中發生一種效力，直接間接依此鎮服此國。君主之可貴，其必在此。”
慈禧將這個最後的時機無情的拋棄了，她透過政變收回了給光緒的權力，維新變法於是嘎然而止，給後世留下了無窮的遺憾。
啟示二，政治謀略的問題。
在今天，我們可以盡情的罵慈禧，詛咒這個狠毒的女人，鄙視這個頑固貪權的女人，但是在當時，在慈禧實際執掌大權的年代，別說詛咒謾罵，就是對她的任何鄙視輕忽都將引起嚴重的後果，這是權力場中鐵定的規則。
光緒如果變法成功，流芳百世的是光緒，和慈禧有什麼相干，她為何要必須全力支援配合光緒？這是基於一般的推測，慈禧不是甘當配角的人，不是將光緒扶上馬再送一程的人，這個光緒想來應該是知道的，但是他在變法的過程中，卻欲將這個不甘人下的慈禧置於變法的外圍，對此慈禧的心中肯定不會舒服。
即便是慈禧後來在不得已下推行清末新政，走百日維新的路子重新進行變法，甚至比光緒走得更遠，變得更多，但變法圖強的光環永遠戴在光緒的頭上，而守舊頑固是慈禧的帽子，慈禧永遠也無法摘掉的一頂帽子。慈禧對此常常引以為恨。如果在戊戌變法之初，就將慈禧抬上變法這條船，捧她為變法的總指揮，那麼，慈禧反對戊戌政變就失去了必要。
維新派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