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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去年我做編輯時，老太婆手下的一名干將和她鬧掰了，就找到我揭她的老底兒，說那些捐贈的財務大部分都進了她私人腰包，她的愛心是假的，還舉例：“記得春節那次你們去養老院採訪嗎？老人們穿著一家公司捐贈的新羽絨服，你們前腳剛走，後腳她就讓老人把羽絨服都脫下來打了包裝……”這廝還鼓動我調查調查老太婆，給她曝光，當時我想都沒想就拒絕了。一來，編輯不方便管採訪的閒事；二來話說是說，證據就那麼好抓呀？何況人家也不是軟麵糰；再者，她要倒了，兒童村說不定就會解散，那孩子們怎麼辦呀？還到街上去流浪？他們現在畢竟還有個吃住的地兒。
進行了代理媽媽與兒童村簽約的儀式，我、攝影記者和劉艾麗就走出了兒童村的大門，說完再見了，劉艾麗卻忽然又轉身問我：“我今天這身漂亮嗎？”我本不想給她好臉色，可一想明天還要勞煩人家把趙婷帶來呢，便臉色一轉說了句玩笑話：“漂亮，挺漂亮的，就是看上去有點兒冷！”劉艾麗的臉上就燦若桃花了……
電腦螢幕右下角的數字計時已明確顯示“10：41”了，心裡盼得急切，這時間就度日如年。我機械性地敲打著《部門月工作情況總結》，心裡卻像長了草，這是主任孫燕特意交代給我的小任務，我這個副主任有時就是她的秘書。我不禁又看了一下數字計時，才過了兩分鐘——這個世界上確確實實存在著從天一亮就盼著天快黑的壞人，是那些竊賊還有我，盼著暮色快點降臨，我好見上一見那讓我朝思暮想，衣帶漸寬的趙婷！
被我調成了振動的手機，忽然在桌面上“嗡嗡”地動起來，是劉進打來的，告訴我他的父母剛在濱江路給他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裝修房，120平米的，要請哥兒幾個週末去他的新房“燎鍋底兒”。這小子新處的那個美術學院的女生還有兩年才畢業呢，他的父母倒挺心急的。重新放好手機，我心裡頓生感觸，我是有點兒嫉妒了。
劉進的家在一個小縣城裡，父母在當地是比較風光的人物，一個是縣政府辦公室的主任，一個在外貿部門工作，油水當然都大大的，家庭條件優越，唯一的這麼一個兒子理所當然就應繼承一些資本，問心無愧地免去人生拼搏之路上的幾多艱難。不像我，家庭條件一般般，畢業後甩開膀子奮鬥了幾年，積攢的銀子也才夠買個幾平米的衛生間。看來在上帝面前，“公平”無所不存，也有所不在。
好不容易捱過了中午飯，又到了晚飯的時間，劉艾麗終於打來電話，說她和趙婷正往市政府旁的“紅葉演歌城”趕呢，並嗲聲嗲氣地說她們還沒吃飯，讓我先表示表示，我說沒問題。出了報社大樓，我就上了一輛計程車。
坐在計程車上，我幾度啞然失笑，弄得司機莫名其妙，我是在想：趙婷怎麼會選這樣一家歌廳請我們玩呢？“紅葉演歌城”這五個字曾和徐冬所在晚報一起名噪一時，因為有一天，在“紅葉演歌城”內偷拍的一張5個女孩當著客人面大跳裸舞的照片，就擋著馬賽克誇張地彩印在晚報的頭版上。那是晚報記者很成功地一次暗訪行動，說的是隻要給該歌廳的小姐100元小費，她就能光著身子在你面前瘋狂扭動半個時辰，對這篇報道，市民們在茶餘飯後津津樂道，而從來都一臉嚴肅的有準黨報之稱的晚報，忽然不顧身份地“賣”了這麼一把，也頗讓人刮目相看。有關部門根據報道進行了查處，但沒多久該歌廳就重操舊戲了。在這樣一個所在，我們三個人或吟唱或乾嚎，而隔壁包間裡就或許有裸身男女上演乾柴烈火，這不是很幽默嗎？
我們是在“紅葉演歌城”旁的“北京烤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