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都能產生一種崇高莊嚴感情。國家民族的重造問題，方不至於成為具文，為空話。”顯然沈從文的文學理想不是個人感情的抒發，更想在文學中寄託自己的社會理想，即國家民族的重造，這也是沈從文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像魯迅一樣，沈從文也把文學當作改造國家民族的重要工具。不過魯迅是啟蒙主義者，而沈從文是守成主義者，魯迅把目光投向西方的現代，而沈從文把目光投向東方的傳統。魯迅的心理充滿了恨，而沈從文心理滿是愛，魯迅恨國民的劣根性，而沈從文愛國民的德性，魯迅重在揭示民族的痼疾，而沈從文重在發掘民族的光輝，他們目的相同，方法不同，走的是殊途同歸的道路。
沈從文說：“我活到這世界裡有所愛。美麗，清潔，智慧，以及對全人類幸福的幻影，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也因此永遠使我對它崇拜和傾心。這點情緒同宗教情緒完全一樣。這點情緒促我來寫作，不斷的寫作，沒在厭倦，只因為我將在各個作品各種形式裡，表現我對於這個道德的努力。”（《〈籬下集〉題記》，1933年12月13日）
沈從文說：“‘感情’若容許我們散步，我們也不可缺少方向的認識。一切散步即無目的，但得認清方向。灑脫只是疲倦的表示，那是一時對道德責任鬆弛後的一種感覺，這自然是需要的，可完全不是必需的！多少懶惰的人，多少不敢正視人生的人，都借了瀟灑不羈脫然無累的人生哲學活在世界上！我們生活若還有所謂美處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應用到正確方向上去，不逃避人類一切向上的責任。組織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沈從文文集》第11卷，第26頁）
沈從文說：“我既彷彿命裡註定要拿一支筆弄飯吃，這支筆又側重在寫小說，寫小說又不可免得在故事裡對於‘道德’、‘愛情’以及‘人生’這類名詞有所表示，這件事就顯得劃分了你我的界限。請你試從我的作品裡找出兩個短篇對照看看，從《柏子》同《八駿圖》看看，就可明白對於道德的態度，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階級與抹布階級的愛憎，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如何顯明具體反映在作品裡。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罷了，你細心，京九發現比我說到的更多。”（《〈沈從文小說習作選〉序》）
沈從文說：“我們若覺得那些人路走得不對，那我們當選我們自己適宜的路，不謀小就，寫作不基於別人的譭譽，而出於一個自己生活的基本信仰（相信一個好作品可以完成一個真理，一種道德，一些智慧），那麼，我們目前即不受社會苛待，也還應當自己苛待自己一點了。”（《給一個寫小說的》）
沈從文在許多地方談到道德，但是沈從文所謂的“道德”是建立在人性基礎上的“道德”，這正是原始儒家意義上的“道德”。著名學者劉洪濤深刻地發現了沈從文小說中有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他說：“《邊城》同樣有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沈從文聲稱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這人性其實深深地打著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標誌是他在《邊城》中表現人物的倫理意識和倫理情感，並從現實關係的層面上評價：如渡船老人、順順父子、楊馬兵等，都勤勞、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義、豪勇……傳統文化的影響也顯現在《邊城》審美情趣上，如對*的態度。兩性相愛以婚姻和家庭生活為最後的歸宿，感情和行為優雅、剋制，深合‘發乎情，止乎禮儀’的古訓。如作品的風格，精巧、雅緻、敦厚，如作品的語言，凝練、清寂、簡約，都深得古典意趣。”（《〈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
從上可以看出，沈從文的文學理想就是弘揚中國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義，即人與人之間的愛。從這個意義上講沈從文在文學理想中找到了愛。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就是一首人與人之間愛的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