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著說，“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用“最”字來形容並不過分。梁培恕稱自己小學、中學、大學都沒畢業，因為每次都在中途就輟學了，有時因為搬家，有時卻是因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學了。讓梁培恕奇怪的是，父親梁漱溟對他採取了任其自然的態度，後來還是別人勸說才又去上的學。梁培寬在回憶父親時，常說：“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的……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力。他從不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先父認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的，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從不干涉。”
持“只發言，不行動”的梁漱溟，自以為自己有幾分“分量”，在1953年因為總路線問題與毛澤東發生當面爭執，在種種和政府對著幹的行為之後，自稱“有脊樑”的他又低三下四的要求政府把自己劃為“進步”的一類，還要求毛要有“雅量”。毛澤東尖銳的批評了他，表示：“梁漱溟沒有一點功勞，沒有一點好處。你說他有沒有工商界那樣的供給產品、納所得稅的好處呢？沒有。他有沒有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好處呢？沒有。他起過義沒有呢？沒有。他什麼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他什麼時候跟*配合，打倒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呢？沒有。所以，他是沒有功勞的。他這個人對抗美援朝這樣的偉大斗爭都不是點頭，而是搖頭。為什麼他又能當上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呢？*為什麼提他做這個委員呢？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的作用。他就是憑這個騙人的資格，他就是有這個騙人的資格。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但是，我們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繼續當下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此後他成了歷次運動的“老運動員”，“什麼運動都會找父親。‘*’期間，當時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經不大來往了，張申府還是經常來，父親也經常到他那裡去。”梁培寬說。
“*”中梁漱溟沒怎麼受*，梁培恕說這全靠他自己的修養。其時梁培寬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寬和梁培恕同時接到電話，稱“我們是某某中學的*衛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們回來一趟。”梁培恕匆忙往回趕。到了家，院子裡一片狼藉，東西扔了一院子。一進門，就被*衛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寬隨後也趕回來了。兩兄弟只能站到院子裡，看著他們燒東西，搜查。梁漱溟其實也吃過不少苦頭，但在和美國學者艾愷教授談到這一段時，他只是說當時“心裡有點不愉快，幾天我就過去了”。他的房子被佔了的時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經是夏末秋初，天氣開始變涼，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臉毛巾系在腰間，以免著涼。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鬥，他也曾“坐飛機”，回來後一身汗水。“他也捱過打。山東來人調查一個我父親認識的人，讓他揭發，我父親據實回答，也說不出什麼，人家說他不老實，一個巴掌就把他的眼鏡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說，關於這件事，他也沒對艾愷教授講。實際上，他把這事給淡忘了。在梁培恕記憶中，還有一件事情令他記憶深刻。那時**群眾流行畫紅太陽，街上到處是旭日、大海，前門大街上的鋪子整個就是紅彤彤的了。梁漱溟還上街買顏料，也跟著去外面牆上畫。集體挖防空洞的時候，梁漱溟也積極參與，有一次因為遲到還很自責地將此事寫進他的日記裡。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親是贊同的，因為他是想清楚了，認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絕對不會去做這類事情的。
最大的樂趣是思考問題。一向頗為嚴肅的梁漱溟在家裡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記憶中，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