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林子軒來到北平，發現北平的局勢相當嚴峻，能夠稱得上恐怖了。
北平城內城外都有駐軍，城門口招兵的旗子隨處可見，不同派系的軍隊之間摩擦不斷。
這種狀況影響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下午不到六七點鐘，平日繁華的街道都已經熄火打烊，來往的人們一個個慌慌張張地，好像大禍就在眼前一般。
這只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文化界受到的波及更為嚴重。
奉軍在城內大肆查封報館，搜查各個學校的教職工宿舍。抓捕搗亂鬧事的分子。
包括北大、北師大、女師大、中國大學等地，北大是搜查重點。
不少學生和教員被抓走。一批鼓動學生的社會名流上了緝捕名單，北平城內人人自危。
自民國以來。北平的政治氛圍頗為寬鬆。
文化界的學者藉助於各種公開的請願、遊行活動，以愈加高昂的姿態不斷挑戰當權者的容忍底線，加劇了他們與北洋政府之間的緊張對立。
不過雙方的鬥爭一直處在可控制的範圍內。
但在這一年，三一八慘案突破了各自的底線，讓局勢徹底失控。
張座霖和張宗倡等人查封報館、捕殺記者、教授的所作所為體現出與以往北洋政府主政者並不相同的思維邏輯。
他們可不管你是不是社會名流，是不是記者教授，逮到就抓，抓住就殺。
採用高壓政策控制社會輿論，誰不聽話就殺誰。
這讓一直生活在比較寬鬆輿論環境中的北平文化界陷入恐慌境地。
無論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無論是教員或學生，大家都像有大禍臨頭似的，處在十分不安的狀態。
《現代評論》上如此描述。
“最近七八個月，北平這個都會永呈一種恐怖狀態。最初是空中炸彈的恐怖，接著是軍隊入城出城的恐怖，接著是無數軍官或軍事機關任意拿人任意殺人的恐怖。”
林子軒在和新月社的成員交談時，他們處在惶恐和觀望之中。
一些察覺到危險的人物已經離開北平避難了。
《國聞週報》這樣報道：“會叫會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離開了北平，這樣一來。北平的教育界，愈成了黃昏景象。”
然而，大多數人並不願意就此離開。
北平是人文薈萃的古都，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眾多。學術積累深厚，是中國文化教育的中心，如非迫不得已。很少有學者選擇離開。
在他們眼中，上海是商業城市。中國其他城市都是文化荒漠，不適合研究學問。
只是。這些人在北平的處境並不好。
由於北洋政府政權更迭，教育經費不能到位，學校沒有經費，教職工的工資拖欠嚴重。
以北大為例，北大傳出因日常維護經費短缺無法按期開學的訊息，甚至因無力支付自來水費險些被切斷水源。
北大教授顧頡鋼在日記上有過記載。
“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時發薪，兼職的孔德學校‘亦僅半薪’，無奈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仕向學校借了八十八元。”
即便薪金豐厚的胡拾也因為欠薪問題導致生活上一度出現困難。
擁有蔡元賠等人的北大都落到這個地步，其他學校的處境可想而知。
根據報紙上的報道，在1926年，北洋政府除了和外國人有關的機構按時發放薪水外，其他部門都存在著嚴重欠薪的現象。
如果僅僅是欠薪的話還能忍受，大不了日子過的苦一些罷了。
如今張座霖採取了高壓政策，讓文化界一片沉默，文人不敢寫文章，報紙不敢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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