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當時，他正因糖尿病住院。我還猶豫著是否會影響他的休息。但是，每每寫出一篇給他寄去後，很快就能收到他的回信。他的信寫得很激動，他說是我的文章讓他興奮不已的。他對於文章的構思角度都給予了充分肯定，也使我的信心倍增。我能夠在1995年的下半年幾乎一氣呵成寫出這個西部系列，與他的這種頻繁來信鼓勵是分不開的。
回到瀋陽後，我也並沒有馬上尋找張建偉的那部《蟬蛻的翅膀》。因為當時忙於一些瑣事，就漸漸將這件事擱下了。如果不是我的另一部書出版在我們的城市引起很大反響，可能我就不會與這場官司有緣了。
我的那部書叫《爸爸的心就這麼高》，副標題是&ldo;鋼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親&rdo;。這部傳記文學在瀋陽最有影響的東宇書店搞了個發行式。而那一天，香港《文匯報》駐瀋陽記者站的曲頡先生被我的書的書名吸引住了，因為他當時也在寫一本培養兒子的書，題為《父親的心》（此書已由遼寧出版社出版）。他是個喜歡書並喜歡買書的人。他與我認識較早，卻好多年疏於聯絡了。因為書而勾起了回憶，因此，他就有了讀我的書的興趣，就有了更多的興趣。
於是，某一天，他給我打來了電話，告訴了一個讓我不能不重視的訊息，那就是他發現有一本書嚴重抄襲剽竊了我的《西部生命》。
在曲頡之前，有關朋友告訴我這件事時，只是說張用了我很多文字或內容之類，&ldo;用了&rdo;或&ldo;使用了&rdo;，卻從未有人使用&ldo;嚴重抄襲剽竊&rdo;這類字眼兒。於是，我立馬給柴達木的劉書記打電話，讓他用特快專遞給我郵本《蟬蛻的翅膀》。書記是我的朋友，也是張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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