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走去。”（《月口》）
由眾多掌故匯聚起來的詞典，自然沒有中心人物和主體故事結構，這讓人想到野生的灌木林，低矮的小樹木婆娑地交集在一起，構成了一片蔥蘢的景色。從細部看，《馬橋詞典》是一個個短篇故事；從整體看，它卻是一部長篇小說。而將這些語詞和語詞背後的故事關聯起來，使它獲得長篇小說稱號的是馬橋這一地緣因素，和許多年前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我”——這個對語詞充滿好奇和敏感的知識青年。正是這兩個因素把人物和事件裹抱起來，使它們不至於分散出去，成為單獨的散文隨筆篇目。當然，馬橋這一地緣只是敘述的起點，而不是邊界，韓少功利用“我”與所有孤陋寡聞的馬橋人不同的身份，在書中調動了自己在其他地方的生活經驗，包括在世界各地不同語系的國家的見聞覺知，來參證自己在這一個小地方的語言發現，透過馬橋地方語詞與普通話乃至英語等其他語種中相關語詞的比較，提供了多種解讀生活和文化的可能性，揭示一些被普通話遮蔽的意義，或者補償語詞流失的意涵。
對《馬橋詞典》的閱讀是一個輕鬆有趣的過程，跟隨著那個多年前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知識青年，人們不知不覺就走進了馬橋人家，一個個靜默的語詞也像一隻只被驚飛的鳥，舒展起想象力的翅膀，開放出豐富的理解空間。當然，本書仍有一些可以挑剔的地方，儘管作者追求知性與感性的圓融，但詞典給予的心智上的啟示多於靈府間的感動；眾多詞條匯聚起來雖然蔚為大觀，但詞條之間還是顯得有些參差不齊，有的詞條也只是聊備一格；隨著宏大敘事框架結構的解體，作品的沉重感也有所減輕。雖然本義、戴世清、鐵香、三耳朵等人物之間演繹出來的故事足夠精彩，但對於有傳統長篇小說敘事期待的讀者，總是不夠盡興。由於缺少對關鍵性的詞條充分極致的闡發來提挈、統攝，作品顯得有些鬆散和蕪雜。當然，這些情況恐怕是難以避免的，因為都與作品本身的形式有關，是作者一開始就必須做出的選擇。
《馬橋詞典》很快就引起了業內人士的關注，海南大學社科中心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先後召開了作品的座談會。萌萌教授認為韓少功“以《馬橋詞典》為標誌，完成了一次‘語言學轉向’，即從文化尋根轉向語言尋根”。“他在當時（下鄉插隊時期）就開始積累語言，這一做法暗合了20世紀後期中國學界的語言學熱情”（《語言的追問》，《文學報》1996年8月29日）。評論家魯樞元則指出：“歷來都是用語言寫小說，語言寫了古今中外的許多小說名著，而小說卻把語言遺忘了，‘得意忘言’還成為文學創作的一條寶貴經驗。……韓少功用小說的方式寫了語言，這在文學史上是一個重大嘗試，或者說是一個發明。”哲學教授張志揚則在肯定作品的同時，含蓄地批評作者“對現代語言學沒有太清醒的意識”（同上注）。上海的研討會上，有的評論家認為：“小說拋棄了傳統小說所依循的時間秩序、空間秩序和因果邏輯，將歷史的排列託付給詞典，利用一個個詞條組織歷史，樹碑立傳，是一種罕見的實驗，開創了小說創作的新天地。”（《韓少功長篇小說〈馬橋詞典〉進行研討》，《新民晚報》）1996年10月14日）韓少功沒有出席海口的座談會，但在出版和主辦方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一再邀請下出席了上海的座談會。在簡短的發言中，他提到詞典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