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股為“經濟入侵”、“經濟殺手”，視外界批評為“唱衰中國”，其結果只能是在拒絕細菌的同時，也拒絕了陽光和空氣。
當然，那種純敵意的“陰謀”是有的，這誰也不能否認，然而存在陰謀和敵意是一回事，用“陰謀論”的偏見看待外面世界、努力在一切外來事物中嗅出敵意的思維方式和做法，是自縛手腳的愚蠢行為，是應該堅決反對的。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外界對中國的不同看法、立場和態度，都是有其複雜、深刻原因的，既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且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用一種簡單、概念化的“陰謀論”來概括、理解，只能把錯綜複雜的國際問題簡單化，表象化，既不能找到“恨”的癥結，更無從對症下藥，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確保中國的國際利益。
中國之所以能從長期積貧積弱中迅速崛起，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突飛猛進，保持旺盛持久的發展勢頭，在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對外開放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不論這些外來思想、外來理論、外來投資和資本進入中國的目的何在，客觀上都給中國的騰飛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契機，加註了持續的燃料，用“陰謀論”眼光挑剔、排斥一切外來事物的思想和行為，哪怕打著“保護國家利益”的旗號，歸根結蒂，卻是對國家利益的一種損害。
此外，一味高唱“威脅論”的調門，也會讓不少外國人認為中國人很難打交道。大家不妨靜下心來想一想，每當境外傳來某些國家把中國在當地投資、設廠稱作“經濟入侵”或“中國威脅”時的氣憤，將心比心，某些人將外國在中國的類似行為也稱作“陰謀”、“殺手”、“戰爭”，人家會作何感想？這種意氣之論，不但妨礙了矛盾的解決，反倒可能給真正的“陰謀者”以可乘之機。
喜歡唱“陰謀論”調門的人往往表現為高度的民族自尊，境外的一點風吹草動，往往都能讓他們聯想到陰謀，聯想到民族大義；但自尊和自卑往往是一對統一體，這種“陰謀論”提倡者的另一面表現卻是有些氣短的，即怕別人的“陰謀論”有市場而不敢堅持應堅持的東西，如不敢理直氣壯地談主權爭端，不敢理直氣壯地談國防需要等。
事實上，這種“陰謀論”的思維定式既不能堵塞外界悠悠之口，讓他們不再發出刺耳之聲，也不能變成銅牆鐵壁，讓中國刀槍不入、長生不老，而只能妨礙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為。中國所應該做的，只能是一方面和其它國家一樣，履行國際義務，盡與自身地位相稱的國際責任，另一方面，享受相應國際權力，有理、有利、有節地做符合自身國家利益的事；一方面堅持自己的立場和主張，另一方面容忍不同於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一言以蔽之，既要堅持“世界的中國”，也要堅持“中國的世界”。
說到底，“陰謀論”倡導者還是缺乏必要的自信，對外界的評價、看法過於敏感、過於重視，如此則難免被境外紛繁的批評、指責弄得疑神疑鬼、不知所措。應該看到，世界是多元的，任何一個國家做任何一件事，都難免被議論、被批評，而且這個國家越強大，地位越重要，所受的議論、批評就越多。如果一味圍著這些議論打轉，則看似維護獨立自主，實際上反倒是被外界的言行牽著鼻子走。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做符合自身利益且不損害別人利益的事，而對外來的議論保持客觀、清醒的頭腦，既不唯唯諾諾，也不因噎廢食。
《呂氏春秋》記載了一個“鄰人竊斧”的故事，說有個古人丟了斧頭，懷疑為鄰居所偷，結果聽鄰居一言一行、看他一舉一動，無不酷似竊賊。“陰謀論”顯然正是這種鄰人竊斧心態的發作，是妨礙中國和外界溝通、交往，妨礙彼此取得共識、解決問題的片面認識，說到底，是一種不信人也不自信的怯懦心態。
上世紀50年代，美國在麥卡錫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