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找活的，咱是過平常日子的。再往大點說，咱不是過好的也不是過壞的，咱是過條件可能的，包括了價值觀的這個條件。”老九說：“那還是沒排除危險嘛！”葉子農說：“我不否認有一定機率的危險，但是也別放大了。人類死於交通意外和不良嗜好的數字要遠遠大於謀殺，人就不生活了？危險不是來自民主、愛國，而是來自打著各種漂亮旗號的極端主義。不管是民主的極端主義還是愛國的極端主義，不管是種族的極端主義還是宗教的極端主義，都是極端主義。極端主義就是歐洲獨有的嗎？不是嘛，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極端的人、極端的事。”
老九沉默了，他無法否定葉子農的觀點，也就無從說服葉子農。老九並不知道布蘭迪曾經用過一句話評價葉子農：你是我見過的最有頭腦的傻瓜。但是此時此刻，他心裡想說的正是這句話。他從葉子農身上感到了一種精神，一種氣場，卻又說不清，道不明。
葉子農說：“九哥，你硬要耗著，我也趕不走你，但是耗著沒有意義，咱們之間起碼的尊重總得有吧。你來了，心到了，兄弟心裡已經溫暖了。”
老九沉默了很久，明知無望卻又無法放棄……終於說：“好吧，我走。你把你的筆記交給我帶走，所有的，放到北京保管。”葉子農笑了笑，說：“九哥，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咱是看客，不是實踐者，坐在觀眾席上說三道四總比實幹來得簡單。那些筆記只是個人認識的形成過程，很個人的東西，沒你想的那麼重要。”老九說：“重不重要我不懂，我就是留個證據證明你是什麼人，你不反對民主，也不是漢奸。你連遺囑都寫了，我也就不避諱啥了，我這也是預備萬一。”
葉子農說：“現在是敏感期，本來沒事，你這一帶就有可能被海關歧讀了，只要被歧讀就會被放大，媒體一炒又成了政治事件，你說你是幫我呢？還是給我找事呢？”老九一聽，語塞了，他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
葉子農想了想，說：“本來我是聽天由命了，九哥既然來了，那就幫我個忙吧。”老九問：“啥忙？”葉子農說：“我把東西寄到北京，你去取，怎麼保管隨你了。我覺得當局不會再給我延續居留，提前打理自己的東西，這很正常。我郵寄自己的東西沒事，你單獨攜帶是非人物的有明顯政治色彩的東西，就可能有事。”老九點點頭說：“嗯，有道理。”
葉子農說：“我要沒事，這些東西對我個人很重要，咱就這點嗜好。萬一有事了，這些東西就由你處置，銷燬可以，你願意儲存也可以，但是有個原則：不能公開。”老九不解了，說：“為啥不能公開？不公開怎麼證明你？漢奸，反民主，這是多臭的名聲啊，人都沒了還背個臭名？”葉子農說：“於公於私，都不能公開。”老九則說：“於公於私，都應該公開。”葉子農說：“於公說，經過‘部長事件’這麼一折騰，那個叫葉子農的人儼然已經是理論專家了，專家有影響力，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說完就算了，就得有點社會擔當了。問題是那些碎紙片的文字僅僅是我的個人認識，或者說僅僅是我的認識能力所能認識的，對錯咱都自己揣著，不妨礙誰。一公開就不同了，多少都有點影響性，而咱的觀點未必是對的，或者在某一點上是對的，放到宏觀大得失上就可能是錯的。我還是那個觀點，坐在觀眾席上說三道四總比實幹來得簡單。要知道大多數人的價值觀都是在輿論引導下完成的，大眾不可能個個都具備獨立、精透的辨別能力。咱既然被扣了個專家的帽子，就不能隨便說話了，咱既不能干擾正確的，也不能誤導認識能力比咱還不如的，這是一個能被稱為專家的人起碼的社會良心。如果是聽天由命，那我身後的事是不可控的，我沒辦法。如果你九哥肯幫忙，那就是可控的性質了，就得控制。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個人臭不臭名的還算個啥？”老九問：“那於私呢？”葉子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