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而禮只是這種榮譽的體現；
而大一統下計程車大夫，開始變得文人化、官僚化，義變成了面子，禮成為了應酬，忠、敬、勇、死則變成了孝、愛、智、生，剛道的人格變成一種弱道的人格，如此才能適應其在皇權專注下獵取功名、企圖聞達的**，於是，功名代替了世業，升官代替了守職，忠為道德之首變成了孝為百行之先。這天下人人不再有份，也不再人人有責，出了事是皇帝昏庸、權臣作祟，和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江山傾覆、社稷不保，他們也只是換一個髮式、官袍繼續沽名釣譽。
特別是孝，此為傳統家族宗法制度之物，它只是一種私德，這兩千年來孝為百行先，培育出無數家族的孝子孝孫，在家族和國家之間，重家而輕國；而戰國時代，最要緊是每個國民都成為國家機體的一部分，公德重於私德，政治德行重於任何德行，一切公德中，忠為第一，唯有人人都能忠於國家，才可化個個國民之力而全體化國力。”
楊度所言很合胃口，但顯然他沒有組織好語言，思路不是很流暢，但楊銳卻從其中發現了閃光點，這不就是自己要的嗎？是以楊度說完他就問道：“皙子，這忠、……勇、死做和解啊？”
楊銳居然有一個字說漏，楊度也沒有補充，而是馬上答道：“若要知忠、敬、勇、死，那就要先說義及禮；若要說義及禮，那就要先說榮譽。
世襲下的大夫士有世業和守職觀，而有世業和守職，他才能有榮譽觀，所以我說義即榮譽。這也是西洋常說的貴族精神，但這在我國稱為義。大一統計程車大夫們雖然也常常談及義，但只是在他們的口頭而不是精神，失職在他們看來無可厚非。而在大夫士心裡，義即是一種極端敏銳、極端強烈的自我尊敬心。把自我看作為一個光榮聖潔之體，它的存在不容任何一點汙垢。
這汙垢來源有二。來自外的，與來自內的。對來自外的汙垢，要決鬥以自衛，對來自內的汙垢，要自殺以自明。榮譽的後頭，必定有一個凜凜風霜死的決心。最能代表這種意味的，就是當時人人必帶的佩劍，義在大夫士心裡，其實就是劍。
明白了義。那就能真正的明白什麼叫做禮。禮在當日，絕不是送往迎來的禮節，禮是大夫士榮譽意識的一種自然表示。他並不是對人的應酬，而是自遵心的流露，宛如西洋騎士的榮譽之規。士大夫雖然也重禮，但他們已經脫離了榮譽意識，變成了交際花樣，入世手段，不但有虛偽之嫌。更缺尊嚴之概。
是以我說，禮只是榮譽的外在表現，而除了禮，更有四點為大夫士行事的中心要素。這便是忠、敬、勇、死。
忠。是一種對上之誠，而對上的關係是大夫士所以立身的最基本關係。榮譽意識最要緊就是在忠字上表現，戰國時所有的大夫士都對其主君絕對輸誠、忠貞不二。而換到當下。此種忠當為對國之忠，對社稷之忠。
敬。是一種持誠之道。這在當下已經完全淪喪，士大夫對事對人。只慣於排斥笑傲，嫉妒指責。而大夫士之敬，是保留自己人格的同時公允的接受他人人格之尊嚴。這敬的身後，其實就是榮譽，敬的意思是自敬以及敬人，便如總理不會以度是個下屬從而作踐或取笑，度也不會因為總理是總理而喪失人格的討好，如此忠才能持久。
勇，是一種致誠之力，平日充滿對上之誠，但事到關頭，立刻畏怯規避，此不能謂之忠。貫側忠，要靠勇。勇是一種現實之力，有勇一切可真實，無勇則一切盡空談。西洋的貴族傳統所以特別注重勇力，緣故就在這裡。萬惡怯為首，西洋人到現今還作如此觀。我們受了儒教之毒，總是把勇字硬認為是次等之德，把孝作為首要之德，其實這是士大夫逃避忠之緣故，這些人一旦臨死，他們就會嚷嚷著，家中還有老母要奉養，此去放心不下云云，說到底，還是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