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治生命。這一點，從美國大選可以看得尤為清晰，拉到最多“捐款”的總統候選人往往才能贏得最終的大選。
因此，“官商勾結”、“黑金政治”成為韓國政壇屢見不鮮的現象。
透過政治獻金的方式來資助候選人是財閥發揮政治影響的重要手段之一。政治獻金與其說是一種“政治資金”，還不如說是一種“政策回扣”。如果政治家認為自己對企業的支援沒有得到“等價”的政治資金，財閥就會遭到報復。
1983年，韓國前總統全斗煥建立了一個名為ILHAE的基金，當主要的財閥各自“捐獻”了1500萬美元之後，ILHAE基金繼續向他們索要捐款，拒絕捐款的公司很快遭到了政府的報復。
韓國第七大財閥企業——國際商事集團在幾個星期內倒閉。而盧泰愚、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等韓國曆屆總統無一不或多或少的捲入“政治獻金”的醜聞當中。
這種利益交換現象雖然在十年後的韓國已不那麼猖獗，但沒有大企業的支援，現任總統朴槿惠根本就不可能有錢參與競選，更不用說當選。
除選舉外，大財閥在政府決策中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1994年韓國政府做出了由SK集團主營新興的第二代移動通訊產業的決定，但是FKI討論後，推翻了政府的決定，另向政府“推薦”參與該產業的企業。
韓國政府首腦往往在這個時候面臨著“抉擇”，其政治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韓國政府雖然會推薦退休的政府官員擔任FKI的領導職務，但財閥會很樂意接受這些推薦人選，因為他們需要這些人來保持和政策決策核心的聯絡渠道。
另外財閥高層還透過聯姻或直接參政的方式影響其與政府的關係。財閥聯姻的特點是：他們一般將自己的女兒嫁到財閥家庭，而為兒子娶來政府高官的女兒。
如三星創辦人李秉喆透過三個兒子和四個女兒婚姻，均與政界、商界名流建立了友誼和姻親關係，這讓其在韓國社會的地位更加穩固。而直接參政的典型代表當屬曾經創立了“統一國民黨”的現代集團創辦人鄭周永（名譽主席身份），從而可以直接參與韓國的國會和總統選舉。
雖然財閥對韓國的政治活動有著重要的影響力，但還沒有達到左右政府的程度，反而是政府居主導地位左右財閥的發展和存在。韓國政府還是可以透過各種顯性或隱性的手段警告和打擊那些“不聽話”的財閥。
例如1995年SK集團社長崔鍾賢在連任FKI會長的儀式上，批評政府基於經濟過熱而採取的穩定經濟的舉措，反對政府實行的高利率政策和透過貿易公平法對財閥章魚式擴張的限制。
但是SK集團馬上收到了政府的稅務調查通知，當專門針對SK集團的稅務調查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崔鍾賢不得不公開宣告取消自己在FKI上的發言，並不再公開發表任何針對政府經濟政策的不滿言論。
韓國的財閥階層是韓國威權政府扶植的產物，已經深入韓國社會的肌體。
雖然朴槿惠上臺後提出要扶植中小企業，轉變以大企業為中心的政策，甚至聲稱要“限制總統赦免權”，從而切斷違法財閥的退路，但實際效果短期內還不得而知。
前總統李明博因出身財閥家族，在其任內不斷為大企業鬆綁，甚至對包括因逃稅而被起訴的李健熙在內的多位財閥高層進行特。赦，可見領導人本身的出身和階級屬性也影響著財閥與韓國政府之間的關係。
所以說，韓國政府與大財閥之間的密切關係已是廣為人知的“秘密”。各大財閥均有秘密資金用於提供政治捐款，積累自身在政府中的人脈。財閥家族透過聯姻、結盟等各種方式同政府官員結成利益共同體。財閥與政府之間已不是合作關係，而是相互勾結，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