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汪曾祺先生是位多才多藝的文化人，對飲食有著很高的欣賞品位，其哲嗣汪朗也很會吃。我與他們父子兩人在一起吃過多次飯，飯桌上也聽到過汪曾祺先生對吃的見解，其實都是非常平實的道理。汪氏父子都寫過關於飲食的書，講的都不是什麼山珍海味，但確是知味之筆，十分精到。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蓴鱸鹽豉的誘惑——文人與吃（3）
王世襄先生是位能夠操刀下廚的學者，關於他的烹調手藝，許多文章總愛提到他的“海米燒大蔥”，以訛傳訛，其實真正吃過的並無幾人，我因此事問過敦煌兄（王世襄先生的哲嗣），他哈哈大笑，說那是他家老爺子一時沒轍了，現抓弄做的急就章，被外界炒得沸沸揚揚，成了他的拿手菜。先生晚年早已不再下廚，一應飲食都是敦煌說了算，做什麼吃什麼，我常在飯館中碰到敦煌，用飯盒盛了幾樣菜買回去吃，我想他一定是不會很滿意，只能將就了。每逢舊曆年，總做幾樣家中小菜送過去，恐怕也不見得合他的胃口。
朱家先生和我談吃最多，常常回憶舊時北京的西餐。有幾家西餐館我是沒有趕上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當時西餐館中做的一種“雞盒子”，這種東西我也聽父親多次提到，面盒是黃油起酥的，上面有個酥皮的蓋兒，裡面裝上奶油雞肉的芯兒，後來我也曾在一家餐館吃過，做得並不好。朱家先生還向我講起一件趣事，他在輔仁上學時與幾個同學去吃西餐，飯後才發現大家都沒有帶錢，只好將隨身的照相機押在櫃上，回去取錢後再贖回來。當然，那時的朱先生還沒有跨入“文人”的行列。
啟功先生也不愧為“饞人”，記得七十年代末，剛剛恢復了稿酬制度，彼時先生尚居住在小乘巷，每當中華書局幾位同仁有拿了稿費的，必然大家小聚一次。我尚記得那時他們去得最多的館子是交道口的“康樂”、東四十條口的“森隆”，稍後崇文門的馬克西姆開業，啟先生也用稿費請大家吃了一頓。那個時代還不像今天，北京城的餐館能選擇的也不過幾十家而已。
上海很有一批好吃的文化人，他們經常舉行小型的聚餐會，大家趁機見個面，聊聊天，當然滿足口腹之慾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黃裳、周劭、杜宣、唐振常、鄧雲鄉、何滿子諸位都是其中成員。上海是有這方面傳統的，自二三十年代以來，海上文人就多以聚餐形式約會，這也是一種類似雅集的活動。上海的飲食環境勝於北京，物種、食材也頗為新鮮和多樣，不少久居上海的異鄉人也被同化，我很熟悉的鄧雲鄉先生、陳從周先生、金雲臻先生都是早已上海化的異鄉人。他們也都講究飲食，家中的菜餚十分出色。我至今記得在陳從周先生家吃過的常州餅和鄧雲鄉先生家的栗子雞，那味道實在是令人難忘。
文人中也不盡是好吃的，不少人對飲食一道並無苛求，也不是那麼講究。張中行先生是河北人，偶在他的《禪外說禪》等書中提到的飲食多為北方特色。他曾到天津一位老友家中做客，吃到一些紅燒肉、辣子雞、香菇油菜之類的菜，以為十分鮮麗清雅，比北京館子裡做的好多了。1999年5月，我因開會住在西山大覺寺的玉蘭院，恰逢季羨林先生住在四宜堂，早晨起來我陪老先生遛彎兒聊天，他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這裡的揚州點心很好吃。”其實，我對大覺寺茶苑中的廚藝水平十分了解，雖然那幾日茶苑為他特意做了幾樣點心，但其手藝也實在不敢恭維。聊天中老先生與我談起他的飲食觀，他說一生之中什麼都吃，沒有什麼特殊的偏愛，用他的話說是“食無禁忌”，也不用那麼聽醫生和營養學家的話。
居家過日子，平時吃的東西終究差不多，尤其是些家常飲食，最能撩起人的食慾。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冬天，天氣特別冷，我到燈市口豐富衚衕老舍故居去看望胡清先生（那時還沒有成為紀念館），聊了不久，即到吃飯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