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個兒（張承代）、仲永和、安仲凱和盧海南等人印象很好，覺得他們忠厚，誠懇。女同學也挺開朗、能幹的，她們中有遊恆、李楠、林力和鮑希平等。要知道我從初中到高中都是上的男校。同院一起玩大的女孩，到這年紀也早就不說話了。而他們男女合校的男生能這麼自在地和女生說話，真讓我羨慕。
我正在等軍工廠上班的通知時，曾在1966年跟我和王開平一起不參加考大學的曲折同學組織了北京第一批自發上山下鄉的幾十個紅衛兵去內蒙古插隊了。後來，北京又有第二批紅衛兵去了黑龍江，好像有幾百人呢。這天，王開平在班上對我們說，他們也準備動身去西雙版納了。我一時衝動就對他說：“其實我也挺想去的。”班裡幾個好朋友聽我這麼一說，立刻圍過來說：“鴿子，你去我們也去！”這樣，我乾脆不猶豫了，也就決定去了。而且跟我一起報名的這幫同學經過高中三年和“###”兩年可以看得出，他們是永遠不會整人的人，是可以不設防的人。我們班裡一共去了5個，是王開平、劉安陽、李大明、鄧維嘉和我。
本來1967年年底這批人就要去西雙版納的，但因昆明的兩個造反派正在武鬥，所以一直沒能成行。也因為如此，我們班的幾個同學才能報上了名。
王開平知道我爸種過橡膠，而且在中僑委農場司工作，就帶著65中的同學來我家，向我爸瞭解情況。我爸向他們講了歸國華僑在海南島引種橡膠的歷史，還講了海南華僑農場實行包產獎勵制度以後，農場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改善的情況。我爸講得挺好的，但我爸沒想到我也想去。
我下定決心去西雙版納，也沒跟父母打招呼，就拿著戶口本去派出所遷戶口了，後來他們不同意，卻也沒轍了。
1968年2月8日，在北京火車站送我們出發時，我們全班同學不論哪派的都來送行。僑委大院的孩子們也跟著我們全家來到火車站。在站臺上，他們一擁而上，把我七手八腳地抬起來，拋向空中。大家還拍照留念，我走後他們把照片寄到西雙版納來了。我們當時離開北京可不像後來的知青下鄉時那樣哭哭啼啼的，這也許因為我們年紀比較大，都21歲了，而且有那麼多好朋友一起去，挺開心的。
火車開了以後，只有幾個女生在哭，大部分同學馬上就開始互相自我介紹。北京市委帶隊的幹部還一個個點名，有幾個是名單上沒有，硬鑽上來的，還得重新給他們登記。他們是曾塞外、賴萬京、劉青等，還有一個女生叫張洪濱。
記得剛開始報名時，只有40多人，出發時就有55個了。我們這批“首都赴雲南支邊紅衛兵”裡面有將軍的兒子，有大使的女兒，有高階知識分子的子女，有出身工人家庭的，有出身資本家、小業主的，也有母親是當保姆的，還有“國軍”的幹部子弟，當年戲稱叫“國乾子弟”。大家不論什麼出身，都挺親熱的。我們分別來自20多個學校。我們中最大的是“老高三”的，21歲；最小的是“老初二”的，才1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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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
西雙版納東風農場疆鋒五隊
開赴西雙版納的火車到武漢的時候，當地一幫殺氣騰騰的當地造反派要衝上車，他們與盧海南發生了肢體接觸，就不依不饒地爭執起來，火車遲遲開不了。經我們的帶隊幹部拿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介紹信多方交涉，火車才開出站。
在昆明，正在武鬥的兩派停火歡迎我們“首都支邊紅衛兵”，但是那一夜，昆明的夜空仍然槍聲不斷。
汽車開出昆明，公路已多年未修，非常顛簸。但車廂內歌聲不斷，劉安陽唱的主席詩詞“天高雲淡，望斷南飛燕……”飄進窗外的群山，美極了。車裡還有王開鎖等兩位中央新聞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