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癢癢的。我記得胡主席把我放下來後，我又向他敬了個禮，然後撒腿就往回跑，從將軍領導們的腿下鑽出來……
歡迎儀式結束後下起了瓢潑大雨，我們上了車，又回到大白樓。老師給我們找了很多三輪車，兩三個人坐一輛。車上有篷，三輪車工人在雨篷下掛著一個馬燈，車鏈條磨得齒輪嘎啦嘎啦響，送完一個同學再送另一個，從長安街直走到東單，再去東四，最後才到北新橋，一直到我家。在大雨中，我撥開雨篷，好奇地看著雨中的街景，看蹬三輪車師傅的穿著雨衣的背影，他那一雙粗獷的腳給我印象很深。
回到我家大概已經九十點鐘了。我媽在僑委大院的門口傳達室等我。見我給胡主席獻花回來了，她高興地撐著雨傘把我摟著回家，給我換下被雨水淋溼的衣服……
多年以後在廣州，我在酒酣耳熱之際，對一幫同行小朋友們說：“哥哥不是吹牛皮，如果1958年我爸媽不被打成‘右傾’和‘右派’，我就有可能在那年的國慶節上天安門給毛主席獻花了……”不過，前年在廣州的北京育才學校同學會的聚會上，我還真遇上了當年那位給毛主席獻花的“大哥哥”，他叫王小懷，現在是一位年逾花甲的放射科軍醫，在廣州陸軍醫院工作。他告訴我，在他之後，國慶典禮就取消了由少先隊員跑上天安門給毛主席獻花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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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 北京僑委大院的日子（1）
老房子裡藏著蛇
華僑事務委員會的機關宿舍，最早是在北新橋王大人衚衕10號（當年叫報恩寺10號）。那是一個大雜院，由很多四合院組成。我家所在的四合院，南房和北房各有三間，我們住在南面三間，北面是政策研究室主任盧心遠一家。
盧伯伯是###人士，印象中他身材很高大，盧太太卻很矮小，經常穿著一身旗袍。盧家管教子女很嚴格。他家有兩個大哥哥和一個大姐姐。盧邁，和我一樣大，經常和我一起玩。有一次，我們和其他院的小孩兒一起玩時，把放在走廊裡的一個大鐵床碰倒了，砸到了盧邁頭上，把他砸得頭破血流，哭得很厲害。
10號大院是太老了。有一次，大家在睡午覺，聽到隔壁院子傳來大人小孩的驚叫聲：“有蛇啊，有蛇啊！”大家紛紛跑出屋子。有個叔叔從屋子裡提出一條一米多長的花斑蛇來。後來蛇被大家打死了。現在想來，那老房子應該有幾百年了，才會藏著蛇。那時整個北京城都已經很破敗了。
記得有一年寒假時，我爸扛回來一個收音機，是蘇聯產的伏爾加河牌的。收音機中間有個綠色的“貓眼”，會隨著音量的大小而閃動，很有趣。我爸每天早上都開啟收音機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現在這個收音機已經成了老古董了，它至今還能用。
那時候，大人都警告我們別走出大院的大門，嚇唬我們說：外面街上有很多野孩子，而且還說外面有“拍花子”的，他往你頭上一拍，你就迷迷糊糊地跟他走了。我們就真的不敢出去了。
晚上睡不著覺，我爸就哄我跟我弟弟，給我們講故事。講小螞蟻爬上三輪車浪跡天涯的故事。爸爸還愛給我們畫畫，他最愛畫小咯咯（小雞）。有一次，我爸到幼兒園接我的時候，託兒所的阿姨就對他說：“哇，你是畫家？給我們畫幅畫吧。”原來，阿姨問我爸爸是幹什麼的，我就說爸爸是畫畫的，那時我也不知道爸爸是幹什麼的。
有一個星期天，我爸和我媽帶我和僑委的叔叔阿姨們一起去遊頤和園。他們大人又是划船，又是游泳；休息的時候，他們坐在昆明湖邊喝著茶，嗑著瓜子，談笑風生的。只有我一個小孩，百無聊賴地把下巴擱在桌子上吃著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