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直截了當，反對的是一切心靈的依附性，而不是反對某種特殊的依附物件，即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貫穿於佛學典籍中的這種無依無傍的超越精神無疑對他產生了影響。
靈魂的聲音（5）
90年代初期抵抗流俗文化的“單兵作戰”，標誌著20世紀80年代渾然一統的中國啟蒙思想界開始分化和裂變，形成內在的緊張。正是這種緊張直接引發了1993—1994年間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上海文學》1993年第6期發表了王曉明與上海幾位青年學者的對話，題為《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對話認為當前文學已出現危機，一是作家喪失自己的價值信仰和終極關懷，靠媚俗悅眾來謀取生活；二是作家把文學視為打拳健身乃至搓麻將一樣的玩法來自娛。王朔的“痞子文學”屬於前一種，其特點是以硫酸般的“調侃”消解生存的神聖和莊嚴的意義。張藝謀改編導演的電影屬於後一種，他“玩”出來的文學逃離真實的生命體驗，在表現陳腐骯髒的東西時並沒有多少批判意識。文學的危機“不僅標誌著公眾文化素養的下降，更標誌著整整幾代人文精神素質的持續惡化，文學危機實際上暴露了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的危機”。對話提出了作家自身“靈魂救贖”的問題，並呼喚新的人文精神的誕生。對話發表之後，吸引了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很多學人加入討論。圍繞著如何估計中國的人文現狀，如何重建中國的人文精神，如何評價中國的人文傳統，如何實現中西人文精神的對接等問題，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以來的又一次理論大討論。
20世紀90年代“人文精神”的出場語境和西方的“人文主義”恰好相反：西方人文主義是針對神權對人權的桎梏而提出的，它要伸張的是人的慾望，世俗化正是它的根本訴求。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人文主義思潮基本是沿襲這一取向，而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針對的卻是正在濫觴的世俗化，一種過度人性化的狀況。雖然它不是要從人間回到天國，但卻是要從身體慾望的追逐回到精神關懷，反抗物質利益對一切精神價值，包括道德情懷和審美趣味的收買。他們把市場意識形態視為危害中國人精神生活品質的禍水，並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它。“人文精神”的提倡看起來像是對20世紀80年代人文主義啟蒙的一種否定。
與身處江湖的人文精神倡導者不同，生活在北方、較為接近於廟堂的另一些作家、評論家，如王蒙、劉心武、李澤厚等，延續著20世紀80年代解放人性的啟蒙使命，對“左”傾意識形態、一元文化專制和偽道學的流毒心存餘悸，把之視為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最大障礙。他們看到世俗化的潮流和娛樂性的傾向，對此具有相當強的解毒作用，可以作為武器或工具來使用，而對這種同樣具有專制暴力的市場意識形態缺少應有的警惕。他們認為世俗精神和大眾文化等都不是人文精神的對立面，而是人文精神的應有之義。人文精神的對立面是計劃經濟及與之相適應的極“左”意識形態。他們先後撰文作出回應。北京大學的張頤武和南京的王幹兩位評論家還分別與劉心武、王蒙合作系列對話（通稱“二武對話”、“二王對話”）。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將帶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作家和倡導人文精神的學者，與極“左”思潮捆綁在一起來一鍋煮。張承志等作家被有的人冠以“文化恐怖主義”、“紅衛兵”、“希特勒衝鋒隊”、“奧姆真理教”等聳聽的名號。一些倡導重振人文精神的學者，也被稱為對著風車開戰的“堂？吉訶德”。與此同時，被稱為“痞子作家”的王朔等受到了較高的評價。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認為：“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識地與那種‘高於生活’的文學、教師和志士的文學或者紳士與淑女的文學拉開距離，他們反感於那種隨著風向改變、一忽兒這樣一忽兒那樣的咋咋呼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