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羅馬的立法者，又規定，被定罪的人的財產應受到尊重，以防止財產被人民沒收。”（《論法的精神》第6章）“羅馬法律規定，除了最重大的叛逆罪外，不得沒收財產。”（《論法的精神》第5章）
534年，羅馬法典在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的主持下編撰完成並頒佈施行，後人稱之為《民法大全》。該法典對西方文明的影響被認為僅次於《聖經》，其基本思想和原則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國的法律中。讀者可以從這裡節選的一些條文中領略到羅馬法的博大精深：
？任何人在缺席時不得被判罪。同樣，不得基於懷疑而懲罰任何人……“與其判處無罪之人，不如容許罪犯逃脫懲罰。”
？任何人不能僅因為思想而受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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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證據的責任在陳述事實的一方，而非否認事實的一方。
？判刑時必須始終考慮罪犯的年齡與涉世不深。
？武力和畏懼完全與自願的同意背道而馳，而後者乃誠實契約之根基；容許任何此類行為都是悖逆道德的。
？父親的罪名或所受的懲罰不能玷汙兒子的名聲，因為每一方的命運均取決於自己的行為，而任何一方都不得被指定為另一方所犯罪行的繼承人。
？人人都應養育自己的後代；任何人若認為自己可以遺棄孩子，都將受到法律的懲罰。家長或監護人如果棄自己的孩子於死地，則當孩子被他人出於同情之動機救助後，原家長或保護人根本無權得到孩子，因為任何人都無理由聲稱一個被他棄於死地的孩子依然屬於他。
？世代相傳的習俗應受到尊重和服從，不得輕視，但其有效性不應凌駕於理性或法律之上。
？拷問用於查明犯罪真相，但不應作為首選方式。因此，首先應當求助於證據；如果當事人涉嫌犯罪，則可以透過拷問迫使他供出同謀與罪行。
？拷問不得施加於14歲以下的未成年人……
而在長安，漢帝國與唐帝國，都沒有保護私有財產的傳統與立法，信奉的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漢帝國的皇帝劉徹登基之初，由於文景之治的寬鬆政策，長安的錢幣數以百萬，穿錢的繩索都爛了，國庫中的糧食多得爛掉，而且馬匹眾多，如果乘一匹母馬參加集會都會被鄙視和排斥。（見《漢書？食貨志》）
但是在公元前119年，漢帝國命令商人自報資產，每2 000錢出資120錢。河南一個名叫卜式的商人捐助出擊匈奴的軍費，被封為中郎。
公元前117年，漢朝皇帝命令楊可主持“告緡”（調查、告發隱匿不報或少報財產的人）。同時在公元前114年出臺一個法令：平民告緡者，給以被告者資產的一半。這場搜刮民財運動的結果，是得到了數以億計的百姓財物，數以千萬計的奴婢，田地大縣數百傾，小縣百餘傾，房屋也如此。商賈中產之家以上的大都破產。
這是長安帝國在早期的邪惡，無論它打著什麼樣的保家衛國的幌子，都為帝國曆史新增了惡劣的例子……可以想見，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這對民眾道德的淪落和告密之風的興盛起了很壞的作用。
長安帝國的殘酷無情還不止於此。由於它的統治者權力膨脹得足以吞沒一切制衡的力量，除了上天的超自然力量和徹底的反叛，他們可畏懼的不多，因此，所謂的社會公正在體制上就有病因。
羅馬也有它的墮落時刻和大規模的道德淪喪，但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統治者的權力相對是受到限制的——有任期制度，有元老院制度……最重要的是，羅馬公民有票選制度。在瑟維裡厄皇帝進行了人口統計、選舉團的劃分後，當羅馬人民推翻塔昆的暴政後，羅馬人民不再接受君主統治，他們有了選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