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百零九年，新羅使者抵倭訪問，倭國朝廷設宴款待，右大臣藤原不比親切接見，要求與新羅“成往來之親，結兩國之好”。並轉送新羅王大批絲綢錦緞。在整個奈良時期，倭國與新羅之間使者往返達三十八次之多。
發展對唐關係，全面吸收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也成了當時倭國對外關係的核心內容。派遣唐使，就是其重要措施。
但白江口之戰前後，倭國派遣遣唐使的主要目的，還是想透過外交途徑，維持其在朝鮮半島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同時探聽大唐的對倭政策，以便及時採取相應措施，免遭不測之禍。
白江口之戰以後以及整個奈良時期，倭國都不再計較朝鮮半島南部的利害得失，而是從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到民間風俗習慣以及思想文化領域的儒學、佛學、文學、體育、娛樂等，全面吸收大唐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以致形成了所謂“唐風文化時代”。
而大唐作為當世第一強國，政治經濟文化均處領先地位。因此，所謂四方蠻夷朝貢之國絡繹不絕，或求其庇護，或與之發展貿易，吸收其思想文化成果。作為唐王朝，只要承認主從關係，不論國家大小，皆愛之如一，懷柔存撫。
在原本的歷史上，大唐出兵幫助新羅的主要目的，就是扶持弱者免遭欺凌或吞併，藉以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繼續保持業已存在的關係，滿足天朝大國的虛榮心理，當政治的外交途徑行不通時，才出兵幫助新羅大敗百濟與高句麗，完成統一的。
白江口之戰之後，大唐主動從朝鮮半島撤兵，進一步加強了同新羅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使統一後的朝鮮半島經濟文化得到更快發展，在當時的國際環境當中來看，也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
新羅和唐朝聯軍取得白江口之戰的勝利，有利於遏制日本對朝鮮半島南部的滲透和蠶食。因為大和國在統一扶桑列島後，經濟文化很快發展，同時，倭國又不斷向朝鮮半島南部發展勢力，四世紀中葉時，派兵侵佔了朝鮮半島南端的任那，作為向北吞食發展的據點，但在新羅統一併不斷強大起來以後，才驅逐了倭國在朝鮮的侵略勢力，這對東亞地區和平和穩定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白江口之戰後，倭國致力於發展與唐關係，目的在於吸收唐朝先進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文化成果，而當時主政的高宗李治也不計前嫌，主動遣送白江口之戰的日本俘虜回國，並派遣在唐的倭國留學生和學位僧回國，藉以改善兩國的關係，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唐倭關係又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傳播與發展，。
但是現在歷史已經發生的改變，如今的大唐照比原本歷史上的高宗一朝更為強大許多，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做那麼多表面文章，宣揚自己的仁義道德了。
即便是太宗當真有這個心思，杜睿也是萬萬不肯的，對待倭國，從前世而來，切身感受過倭人對華夏創傷的杜睿就只要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徹底的根除。
而此時的天智天皇雖然在經歷了一場慘敗之後，認清了現實，但是就好像一個人不到黃河心不死一樣，天智天皇也是如此，水軍雖然敗了，然而陸軍畢竟還沒有上陣。
此時倭國的大軍還剩兩萬多人，天智天皇就像個賭徒一般，在休整了一夜之後，突然再次殺奔了仁川港，劉仁軌“防備不及”之下，被倭人偷襲得手，慌忙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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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智天皇見偷襲得手，頓時大喜過望，連忙催促進兵，一日之內行軍百餘里，一直奔襲到了日山城。
志得意滿的天智天皇哪裡知道，看似一派順利的攻勢，其實完全都落入了杜睿的算計之中。
杜睿原本就沒打算讓倭人離開朝鮮半島，所以才命令劉仁軌在水師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