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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你要的只是食品，你會找到的，”她說，聲音安靜，略為低沉，卻十分冷峻。
十一
在燭光下看上去她只有三十多歲，柔和的燭光照在一個穿著寬鬆睡衣、準備就寢的女人身上。等到白天看見她時，他明白她已超出三十五歲。後來她對他說她四十多歲了。“從她說話的口吻來看，這意味著要麼是四十一歲，要麼是四十九歲，”他想。但是她對他講的就這些，第一天晚上，沒有講什麼，繼後的許多個晚上也一樣。
說到底，她告訴他的事挺少。他們之間很少交談，即使在他成了她孤寂床頭的情人之後，談話仍屬偶然。有時他幾乎相信彼此間根本沒交談過，對她簡直一無所知。她彷彿是兩個人：一個是他白天偶爾看見的人，即使交談也言不由衷，勉強敷衍，不知所云；另一個是晚上同他睡覺的人，他甚至連看也看不見，彼此之間無話可說。
即使一年之後（這時他在刨木廠幹活了），他能在白天見到她的日子只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或者在他回來用餐的時候，她把替他準備好的食品留在廚房桌上。偶爾她也到廚房來，但他用餐的時候她從不呆在那兒；有時候她在屋後的遊廊見他，那是他在樓房下邊不遠的小木屋居住的最初四五個月內，他們會在遊廊裡站立一會兒，幾乎像陌生人那樣談上幾句話。他們總是站著：她照例穿著那件整潔寬大的印花便服，這種家用衣服她多得不可勝數；有時她戴一頂遮陽布帽，像個鄉村婦女；而這時他已穿上每週漿洗一次的乾淨的白襯衣和嗶嘰褲。他們從不坐下來交談。他沒見過她坐著的時候，除了有一次他從樓下視窗看見她坐在室內的書桌旁邊寫字。他絲毫不帶好奇心地注意到她在收發大量信件，每天午飯前的一段時間，她總要坐在樓下那些不常用的陳設簡陋的房間之中的一間，在一張破舊不堪、表面凹凸不平的桌邊不停地書寫。這樣過了整整一年之後，他還不知道這些信件都是公務函件和私人文書，來自各地，蓋著五十個不同的郵戳，而她發出的是給經理、董事或財產受託人的覆函，有關金融或宗教事務的忠告，向南方十多所黑人大、中學校的年輕女學生，甚至這些學校的校友，奉獻出她個人的切實可行的勸誡。隔一些時候她會離開家，每次三四天，儘管這時任何晚上他都可以隨意地去見她，但過了一年之後，他才知道她不在家的日子是親自訪問那些學校、同師生們談話去了。她的公共事務由孟菲斯的一位黑人律師處理，這位律師監管那些學校之中的一所學校，在他的保險櫃裡，連同她的遺囑一起，放著關於她死後遺體處理的指示（她的親筆字跡）。他知道這件事以後方明白城裡人對她的看法，雖然他知道城裡人不如他了解的多。他暗自說：“到那時，我就與這兒不相干了。”
有一天，他意識到她從未邀請過他進入這幢樓房的本體。他去的地方最遠不超過廚房，這是他自己早就闖入的地方。這樣想著，他噘起嘴來。“這個地方她阻止不了我，我猜她心裡明白。”而且在白天他從未去過廚房，除了去取用她為他預備好並擺在桌上的食品。到了他開始在夜間進入樓房的時候，情形差不多同他第一天晚上闖入廚房一樣；他感到自己像個賊，像個強盜，甚至當他上樓去她正等候他的臥室的時候也一樣。一年以後他還有同樣的感覺，每一次都像是偷偷摸摸地去竊取她的童貞。每個夜晚他都面臨著重新盜竊他曾經竊取過的東西——也許他從未竊取到，而且永遠也不會竊取到。
有時他這樣想著，便記起那艱難的沒有悲哀沒有自憐的幾乎具有男子氣概的屈服。長期以來處於精神孤獨狀態，精神已淪為自身護衛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