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評價為格調低。一個已經頗具藝術影響力的大師如今對著一個已經逝世50餘年、曾經對中國美術教育奉獻一生的徐悲鴻加足火力猛攻，是不是在人格上顯得不那麼厚道呢？
2006年，我曾隨業師張曉凌先生參加吳冠中先生捐畫故宮的研討會，會上，吳先生操著沙啞的聲音大聲面對媒體演講：“我從不重複自己，我時刻都在創新……”當時，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先生也被吳冠中請來捧場，為表示感謝，吳冠中當場贈李政道一幅木板水印作品，用排刷在四尺開三的宣紙上寫了“黃河”兩個字，字框外用黃色全部塗黃。我在捐畫現場，當時怎麼看都覺得這像民間街頭藝人的一種雜耍秀，讓人怎麼也猜不透創新在何處。果不其然，時隔不久，吳冠中被湖北一民間藝人告上法庭，說是侵犯了他書法填彩的專利，現在想來，不覺令人啞然失笑。
前面已經撰述過，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徐悲鴻選擇現實主義題材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但是在後期政治風行之時，藝術完全為政治服務，這應該也是徐悲鴻本人不願意看到和沒有想到的。
除卻對現實主義的批判，單單從徐悲鴻的藝術創作來看，徐悲鴻也不能稱之為 “美盲”，徐悲鴻儘管對中國傳統繪畫大加批判，但在藝術實踐中卻一直堅持“改良”，他有選擇地運用和改造筆墨，將造型與生動的筆墨結合起來，創造出了一大批富有生氣、充滿力量的畫作。在中國的西畫領域裡，靳尚誼對傳統的認識和對徐悲鴻藝術的理解較為實際，他認為：“徐悲鴻先生很早就在油畫肖像裡融入對中國傳統文化之審美精神的深刻體悟，他的油畫作品《簫聲》，採用中國畫的構圖方式，作品清新自然，充滿中國的朦朧詩韻。”
我想，這不是一個“美盲”能夠做到的。
正如同靳尚誼所說的那樣，中國油畫應根植於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中國的油畫藝術必須在掌握西方的油畫技術和基礎之後，再把中國水墨的寫意性和油畫結合起來，創造中國的畫風，這一點，徐悲鴻做到了，吳冠中呢？
吳冠中在將徐悲鴻完全否定的同時，是不是也將自己綁架到了一定的高位呢？他將“審美”、“意趣”放入頭等重要，提倡一種中外折中的形式美，是不是也走入了另外一個誤區呢？
劉海粟與傅雷交惡始末（1）
傅雷，字怒安，號怒庵，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翻譯家、文學評論家、美術評論家，一生譯著豐厚，與其長子、著名鋼琴家傅聰的書信往來集結成冊，留給世人一筆豐厚的精神財產。
1927年12月31日，19歲的傅雷乘法國郵船“昂達雷？力篷”號離開上海，次年2月3日抵達馬賽港。8月，他考進巴黎大學，專攻文藝理論，同時到盧佛美術史學校和梭邦藝術講座聽課。在此期間，他結識了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畫家劉抗，在劉抗的介紹下，認識了來歐洲遊學考察的劉海粟。
傅雷整整小劉海粟一輪，由於對藝術的共同追求，兩人很快成為至交。
傅雷與劉海粟經常在一起，到巴黎的博物館、教堂、宮殿、展覽會等各處瀏覽，有時也會離開巴黎，到美麗的自然裡去尋找靈感。有一次，傅雷、劉海粟夫婦、劉抗等約好在藹維揚會合，前往瑞士萊芒湖畔的避暑勝地避暑。劉海粟一邊走路，一邊不停地把豔紅的蘋果摘下來往衣服口袋裡裝，傅雷不由分說地給他照了相，邊照邊說：“這是阿爾卑斯山劉海粟偷蘋果的紀念。”一個月後，他們一起回到了巴黎。對於這次難忘的避暑記憶，傅雷念念不忘，30多年後寫信給遠在英國的傅聰時，還有提及。
1930年，劉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