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面上的，而“道”和“釋”則更沒有地位，只不過是教主們的小妾罷了，用得著的時候借身體用用，用不著的時候打入冷宮。中國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宋代以後，“儒”的勢力更是強大了，也將“道”和“釋”納為小妾，與教主大人共同開發她們的“賤軀”。道家追求的是成仙，“仙”望形生義，是“山人”組合，山人自然是不管朝廷這破事，只想乘鶴羽化，所以政界失意的文人，幾經碰壁會選擇做“山人”的；而佛家追求的是遁入空門，“佛”望形生義，是“弗人”組合，絕情禁慾根本不想做人，屬於出世之流，所以政界失意而又情場失落的文人會選擇做“弗人”的。經過這一番比對說明，不難得到這樣的結論：要道家、佛家跟儒家相提並論，實在是太“唯心主義”了！試問哪朝哪代，列班於朝堂之上的是清一色的道士和佛徒？
自漢武朝後，知識分子在儒家的旗幟下一路高歌，到了唐朝，新時代的“明君帝範”唐太宗李世民大笑：“天下英雄盡入我彀”。看來皇帝做教主，都做得心裡舒坦著。
從儒家學說自身的發展而言，形成於先秦的儒學系統，尚處於初級階段，尚待“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進行體系的完善，形成完美的教規、教條。所以中國文化在漢武朝之後，元代之前，依然是昂首前進，繼續發揚光大的。
三、朱元璋與“八股取士”
盛極必衰，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明朝，也算是氣數將盡，差不多已是尸居餘氣了。
衰於明朝，當然與開國皇帝朱元璋有關。這位明教教主起身於草根，曾處於社會最下層，在地主家放過牛，在寺廟裡掛過單，在流浪中討過飯，在落草時打過劫，吃了不少苦頭，可謂仇大苦深。草根教主原名叫朱重八，元末時期風雲際會，時勢造英雄，他投奔造反派郭子興，做了根紅苗正的“紅衛兵”後，便改名朱元璋。這名可改得非常“又紅又專”：“朱”同“誅”，“元”當然是萬惡舊社會“大元朝”，而“璋”是一種尖銳的玉器，合起來就是“誅滅元朝的利器”。
草根教主果然是誅元利器，一刀一槍不僅做了元朝的掘墓人，而且“喀嚓”掉了張士誠、陳友諒等紅衛兵“戰友”，拼出個堂堂正正的大明江山，並開始了他“剛猛治國”的明教教主生涯。
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階級觀點來分析，革命成功的草根教主“愛憎分明不忘本”，他是代表著草根階層的利益，而文人士子代表著精英階層的利益。所以，草根大王對文人士子從孃胎裡就帶著苦大仇深的階級仇恨。為什麼這麼說呢？原因是這樣的：“士”不管怎麼樣，即使是萬惡的舊社會元朝提出倒行逆施的“九儒十丐”等級觀念，但是“士”這階層無論怎麼貶抑，卻始終是官僚的後備隊伍，而且“有錢有閒”才可以讀書，才有資格做文人士子。而草根們呢，草根卻永遠是草根，要麼給階級敵人做牛做馬，服侍地主的牛群；要麼給洪七公幫主做徒子徒孫，淪為丐幫成員；要麼掄起兩板斧頭鬧革命，上梁山去替天行道。純種草根要想翻身成主人，千古而下，僅是朱元璋一人。
正因為這種階級仇恨嚴重的影響了草根大王的思維。一旦他手握生殺予奪的權力後，階級仇恨的種子就像酵母一樣發酵膨脹，便釀成了他對官員、富戶、對文人士子的猜忌和仇視。於是，教主大人磨刀霍霍向文人士子了：
首先，這位明教教主發明了“八股取士”。草根大王當上了這個斯文國度的